纪念文（第30/35页）

也曾说过，志摩的诗有一小部分的确写得在“好玩”这个批判的语句之下。譬如说他看了“新娘”紧锁着眉尖，便猜疑她心中的心事，于是说“你快向前，到礼台边，见新郎面！”（新催妆曲）这样他便有了调笑的诗料了。再如他坐在火车上见到“上车来老妇一双”，曲背，头秃，齿耗，这还不A骂她们，她们坐在窗前，我们的诗人便把她们比做“畏葸的，呢喃的像一对寒天的老燕”（古怪的世界），于是他又有诗料了。再如选在中学课本里的名作《一小幅的穷乐图》的写法，更是滑稽。诗人走在垃圾堆旁看见了奇景，仔细的描写一阵，最后竟把“穷人”和“狗”并论起来，觉得“还有夹在人堆里趁热闹的黄狗几条”，于是他又有诗料，开了心了——这几个例已足证明志摩的诗在“好玩”方面的也有，杨君的话也未必是无的放矢。

但是，我们对于志摩绝不该深责。只要不是疯狂，我们对于他都具着深切的同情。志摩的诗无疑地带了一些浪漫派诗歌的色彩，恐怕是为了环境所拘，结果在诗中透露不出多少时代的意识，这是憾事。但是，志摩这个人在对于他的作品一方面，恐怕是一点也不骄傲，不但不骄傲，而且极其虚心。我们只要看看《志摩的诗》的再版竟删去十几首诗的一件事，就令我们佩服志摩的精神。像志摩这样的诗人是建筑在“疯”与“狂”两个字上，疯到极点，狂到极点，便是他的最美妙的诗句流露到人间的时候。然而，真可惜，志摩那样的天才，在他的生前竟没有几个人批评他，使他登峰造极做成中国空前伟大的诗人。

我读过杨君之文章，关于志摩的诗之发展没有登峰造极这一点，他是责难志摩的近友的，这点我觉得很对，因为一个天才的养成，批评家是负着最大的权威的。我们真怀疑他的一些朋友们就只会“哀悼”，只会赞扬吗？杨君的批评立场是否靠得住这是问题，但其余韩吴唐三君的责难，正表明三君不懂杨君的意旨，这一点，我们是深觉得足以惋惜的。我希望批评家能取真诚的态度，省得笔墨往来，误会重生吧。（譬如吴君文内多有责难文副编者之言，岂料文副编者正是对志摩同情之一人，屡次刊登赞扬志摩之作，众人共见，为什么吴君还要这样说法呢？）

谈论诗人的志摩，就此而止。

最后，我更希望文副的编辑先生坚决实行自己的主张，不必采登一些无思想无主张的答辩文字，充塞篇幅；而且，这场论争，亦请就此结束，再有回声，任之好了。

二十一年二月一日

（原载：民国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

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一五、二一六期）

志摩怎样了

方玮德

记得还是前年的秋天，志摩在南京教书。有一次他约好我们骑驴子上栖霞山看枫叶，但到那天他留在上海，后来只来了一封信，劝我们别急，总有一天会偿这餐红的宿愿。去年栖霞山的叶子正红的时候，志摩死在开山的岩下（我不知道开山的叶子又怎样红）。今年又是一个秋天，我来到北国，西山的枫树已经红够了，可是志摩的宿愿又怎样呢？

志摩死了一年，这一年中间，许多人对于志摩各有不同的论调，好像志摩这人是盖棺以后无从论定的。我想有许多人攻击志摩，无非是对于他的生活有所不满，因而说他的作品全不是充实的。而另外一些欢喜志摩的人，又说志摩的生活是十分使人惬意，所以他的作品也非常可喜。两种不同的意见，志摩的毁誉参半。那么我们要真正明白志摩这个人，只有研究他全生活的内容，至于诗——他唯一的贡献——那不过是他的生活上随时的表现罢了。志摩是旧气息很重而从事于新文学事业的一个人。在这里我所说的旧，不一定是指时代或是一切属于形式的意思，志摩的旧乃是一切心灵上与感官上所富寓的一种对于过往的虔敬与嗜好。虽则他狂喜青春，爱好新奇，窥探将来，但他也同样爱好典型，抚摩陈迹，欢喜庄凝的不朽。我们略略接近志摩生活的人，不难知道他这一生的嗜好往往多沉浸在这思古的幽情里面。他崇拜太戈尔，他崇拜哈代，这因为（他自己说）他欢喜他们以长久的经验与观察，而传给我们一种极纯厚极古老的灵珠子。他从这古老的珠子里，思索出许多人生的蕴味与结晶的智慧。以此智慧，他砌成他自己平日生活的墙壁。他的思想如同爬山虎，就爬住这墙壁向上长。因此他的作品也往A是用旧的气（甚至于外形）来从事他新的创造。他的新诗偏于注重形式，虽则这是他自己的主张和受西洋诗的影响，但他对于旧诗气息的脱离不掉，也颇可窥见。他的生活不论是好是坏，可是他一直有向往古人的意味。无一时一刻不给他自己放在古人的灵魂里，也无一时一刻不凭借古人去发展自己。单看他解释济慈的《夜莺歌》，便可以知道他对于某一种意境之能深入。总之，他带着思古的气息过他的生活，试他的创作，这中间虽有许多地方不容易被现世人所了解，可是他这生活的全部精神已是十分可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