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文（第29/35页）

【三】第三卷诗的出版，是在志摩的诗渐受群盲讥评之后。大家都以为志摩再不能产生什么诗了，所以他鼓着勇气刊行第三本诗集，要借此告慰他的朋友，让大家知道他还有一口气，“还想在实际生活的重重压迫下透出一些声响来的”（见《猛虎集》序文）。把握着这一本诗集，在听到志摩惨死之后，我简直是不肯释手。志摩的诗句终究是志摩的诗句，说句浅薄的话，的确写得漂亮。不过，这本诗集中的诗行有的流于愤激的狂暴（如《西窗》A后），有的流于浅薄的说理（如《哈代》等），有的写得太勉强（如《残破》等），有的写得太粗糙（如《秋月》等）。虽然这部诗集也许费他的工夫最多，但是远不如《翡冷翠的一夜》的成功。考其原因，大约在这时期，他的诗人的成分最少。因了生活的失意，现实的重压，他不得不想着凡人的理想，不得不为着生活挣命，知道他的生活的人，自然会觉得我这几句话的不错。这时期的志摩已脱了“公子哥儿”的花衫，两肩担上无限的烦愁了。也幸，也不幸，我们的诗人在生活的悲愁最浓的时候飘然仙逝，我们固然失掉了一颗灿耀的明星，而在他自己，却永脱了生活的烦苦的担负。唉，想起来，心里便不能不凄然，一位天才的运命竟是如此，把读着的猛虎集，却更使我们当了珍贵的礼品了。

总之，这三本诗集，已表示了志摩天才的伟大，虽然并没有极大的成功，但其成功的诗句，已是彀我们吟咏一时了。我觉得在批评他的诗的文字里，杨丙辰及朱湘二君还比较使人满意，他们对于志摩的天才似乎尚有深刻一点的了解与同情。至于韩君，为了证明徐诗的真挚，吴君为了说出志摩是诗人，堂堂皇皇的责骂杨君，而只提出一两句不重要的话讨论（天知道，他们是在讨论！）真是使人失望。尤其是吴君，无头无尾的空发一阵狂论。自己既“于新诗根本就不很懂”，偏要批评批评志摩的诗底文章，我们不知道这是否矛盾？既“专对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九期杨丙辰先生一文而发”（请问“而发”什么），也请先读懂了杨君及文副编者的文章再“发”！

现在，我不愿对志摩的诗说什么解释的话，其实这些话都在我的《徐志摩的批判》一书中说得很详尽，那本书也许最近就能展在读者之前，任人指正了。但是，真杀风景，我还不能不说几句志摩的诗之缺点的话。

【1】第一，我觉得志摩的诗太注重于表现，而不注重于悟解（communi‐cation）——不但徐君是如此，现代的文学家大多不注意于这一层。无论表现得怎样好，但是没有在悟解上下功夫，究竟只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东西，对于人生的灵感总不能牢固的捉住。譬如，朱艾斯（James Joyce）虽然表现得惟妙惟肖，达于为艺术而艺术的极峯，但悟解的成分太少，终究是一种现代文学的病态之发展。

【2】第二，志摩的诗式（即诗之形式）用得太死——创造新体诗的形式，志摩还算是第一个人。他那样冒险的运用西洋诗的形式，我们真佩服他的冒险的精神。“拼命在那里想为新诗立法则，找形式”，这是我绝对赞成的，我以为，诗没有健全的形式简直不能成为诗。可惜，志摩的诗是太讲求了形式，太西洋化，太不顾中国文字的毛病，所以虽然努力的去实验，终久没有真正的成功。诗要有形式，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是形式要随诗质而变，绝不可拘泥于一种，这就是说，形式是要活的，并不该死死的用活的情绪填死的诗行。志摩犯的毛病就在于此。不过，这并不能深责志摩，而且要感谢志摩，因为，我觉得中国诗的前途，其形式非西洋化不可，志摩开其端，不过没有“化”得尽善尽美罢了，并不是说此路不通，我们还须跟着志摩的步踪走！而况志摩的诗式，有些地方还真正的成功了呢。

比较起来，志摩的情诗写得最好，我们爱，也只爱他的情诗，因为那里边充满了真实的灵感。可惜褒者一意的褒，贬者一意的贬，并未分析一下志摩的诗，所以，如韩吴二君，空发了一阵情感的闲话，究竟还没有说出志摩的不“好玩”在什么地方。“好玩”二字虽然是刻薄一点，但是并不像韩吴二君解释得那样浅薄。很浅显地说，两个小孩子为着一具玩物而争执，结果连哭带闹地打架，打完架还是好好的朋友。虽然他们的争执是很真挚，是很起劲，但是好玩仍然是好玩。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斗争，并不是为真理而斗争，所以，不管其当时是如何的热烈，而结果仍然是一次好玩的把戏。转而看一看志摩，他追求美，追求爱，是具着一部分的真诚，但他追求自由，则不免染了一般感伤主义者的色彩，只得咒诅，只得嘲骂，只得叹息，而不为自由而斗争——这一点，便是拿着“追求自由”一事儿戏，便是好玩，不去真正的加入争自由的斗争里，便不是真诚地去争自由！不真诚地去干一件事，而偏偏地去干，这态度就是为的争自由有意思，争自由能舒心中的气愤，这态度也就是好玩的态度！何况，志摩所求的美是个人的美，所寻的爱是个人的爱，所争的自由是个人的自由。在这时代，个人的美，个人的爱，个人的自由有什么用？这是不是时代的意识，时代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