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文（第28/35页）

为了说明忘摩的气质或天才，我们不妨学学斯宾诺沙（Spinoza）的哲学意旨，把志摩分成“诗人的志摩”和“凡人的志摩”两部分。我曾说过，志摩是有天才的，从他的诗中很明显地表现出来。这诗人的志摩，的确是我们可以崇敬的人物。在他的诗里明确地表现出他的个性，有一种特异的美点。他有他的世界观，他有他的哲理，他有他的丰富情感，他有他的特异的风趣，然而，你如果细细的考察起来，都染着现世纪病态的情状之浓厚色彩。任你拿出那一句来，总没一句是健全的艺术，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但这不能怪他，他的思想是时代的反映，是时代的污点，要怪，你也只好怪这不谐和的时代——杨君的批评忘记了这点，所以他的批评只是以诗论诗，而并未考察一下志摩的诗之来源，以明了他何故“追求腔调的铿锵”，“只有大诗人的浮光”“而无一种真挚坚贞的性格”。我以为，这就是杨君的文章最使人感到有遗憾的一点。至于如韩吴二君者，不批评杨君批评的立场，而只意气从事，我们读者自然是不会满意的。

志摩的一生是求美求爱求自由的，这不容我们否认。美是人生最高的目的，爱是人生最真挚的快慰，自由是人生最美妙的理想。世界上能否有真美真A真自由，这是另外的问题，但是，需要美，需要爱，需要自由，这是人类普遍的要求，摩登少女最求美，浪漫青年最求爱，狱中囚徒最求自由，然而我们并不能以其所求，而直称之为“诗人”，直称之为“伟大的天才”。这种追求者是否是一个诗人，完全在于追求的方式。合于方式的追求，便是诗人；不合方式的追求，便是凡人。因此，我们观察一位诗人，我们便不得不观察他的气质。正如培根所说，诗是一种谎话，我们要从谎话中再去认识诗人，这才是我们了解诗人的途径！

志摩的诗大约可以以其诗集之卷数，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志摩的诗的时期，第二是翡冷翠的一夜的时期，第三是猛虎集的时期。

【一】在第一个时期，大约是受了太戈尔及当时时谓“新诗”的潮流之影响，所以，除了雪花的快乐等几首情诗以及其他几首胡式（胡适之式）的人道诗而外，多半是哲理诗。哲理之入诗，本来就勉强，把哲理拖进诗行里，更是勉强而又勉强。我的意思是说，好的诗可以含着哲理，这种哲理有诗的灵感后才使人感到的；并非先有了哲理，硬把哲理用诗行表现出来。志摩初次的诗篇多犯了这点毛病，因为硬把太戈尔式的哲理添满诗行，虽然得了“诗哲”的雅号，但是诗是失败了的。其原因就是，哲学是理智的追求，诗歌是情感的描摹，理智与情感根本矛盾，根本冲突，相反相成的机会只不过是偶合的事实。所以，要企图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无论如何是要失败的。志摩的第一本诗集之失败就在这一点。其次，占一部分的胡式人道诗，也是同样的失败。这失败的原因自然要归罪于当时的文学运动，因为诗人本有好奇心，有了新的形式或新的意境他总要试一试的。当时的思想界庞杂混乱的堆着一些零碎的思想，什么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什么易卜生式的社会斗争………贩运者便大喊其口号，居然的登宝座称孤道寡的自命“思想界的权威”了。志摩受了这种时代的影响，便写出他的太平景象、盖上几张油纸、一小幅的穷乐图、先生！先生！等等含着人道主义的怜悯与伤感色彩的诗，虽然描写的技术是比胡适君的人力车夫进步，但其意识之不正确，语句的滑稽，实在使我们不敢相信这类的诗是志摩的杰作。在这本“献始爸爸”的诗集里，有几首情诗，倒是很好。除了那首有名的《雪花的快乐》而外，其余如《她是睡着了》、《我有一个恋爱》等诗，还含着真实的灵感。我以为，志摩的诗最成功的，还算他的情诗，其余者虽不忍说一句“卑A足道”，但是总比情诗差得多了

【二】想起了读《翡冷翠的一夜》，那时我还是一个十六岁的小孩子，自然对于诗的了解还不深刻，说对于诗还不如说对于“情”，因为此集中多半是情诗，而我没有充分的共感之能力；但当时对于徐志摩这个人就存了很好的印象，觉得他的诗实在是当时诗坛的异彩。志摩死后，又拿起来诵读，才知道里面的含蓄竟是那样的充分。我觉得，如以志摩自己的三本诗集相比，《翡冷翠的一夜》是天堂，而其余的都是地狱。其原因就是，在这本诗集里，充满了幽柔的神韵，真挚的情感；也许写诗的时候，正是生活热狂的时候，所以自自然然的曼吐出滴滴的珠玉来。他那时代的生活，无论如何我要肯定是比较充实的，只有从充实的生活里，才能写出情感充实的诗行。我们玩味着那些诗行，也就不免悠然的神往。假若容许我瞎说一句，我说，那时代的志摩是正追求着“爱”，也就是在那时他的诗人的成分最多，因为他追求爱真挚的关系。正如杨君所说，要有“一种坚贞的性格，高尚伟大的思想”为着“爱，美，自由的全盘的基础”。的确，这时代的志摩，是伟大的诗人徐志摩，不但有着诗人的才分，而也有着写诗之充分的情感。集中如《偶然》、《海韵》都甚完美，其余如《决断》、《梅雪争春》、《半夜深巷琵琶》、《再休怪我脸沉》以及《我来扬子江边买一把莲蓬》、《翡冷翠的一夜》诸诗，亦皆有真实的灵感，而获得部分的成功。不过其中也有不满人意的，第一种就是似乎同情于劳动者的诗，如模仿有名的《伏尔加船夫曲》的庐山石工歌，也只好有胡适博士称赞不止（见《白话文学史》）。第二种就是写得太轻浮的诗，如《新催妆曲》、《运命的逻辑》、《又一次试验》都没有深刻的灵感，不但没有深刻的灵感，写得也有点滑稽，这真是美中不足的事。如以本集之两部分比起来，自然是第一卷比第二卷好得多，恐怕在那时志摩的生活最充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