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文（第27/35页）

我相信内容与形式，确乎有相当的关系，譬如说，一首绝诗的内容，不能装到古风的形式里去。一首小令的词，不能演而为近慢，元曲的内容，不能移而入词，所以散曲究竟是散曲的意味，绝不能与词相混，都是这个原故，而新文艺之所以要另创新文体者，也是这个原故。但是其相关的程度，也就止于此，如若不然，那就根本无文体之可言了。

因为杨先生批评徐志摩的出发点在此，所以上边特别提出来讨论一下。现在要回到本题了。杨先生指出志摩的缺点在于偏重形式，的确是一针见血的论断。然而人的才能究竟有限，我们假如知道志摩一面是在写诗，一面还在尝试诗的形式时，我们便可以宽恕他的诗内容欠充实的缺陷了。我A能希望一个在试验室里做试验的人，要像工厂里的工人，那样纯熟老吗？志摩的诗，露出“努力从事粉饰雕琢的破绽”，原是当然的结果。然而他的诗，居然能够“声调流利好听，形式轻盈优美”，不已经是难得了吗？

大凡创造或是最初应用一种新文体的人，都是费力不讨好的。譬如介绍十四行诗到英国文学里去的Waytt吧，他自己做的十四行诗，当然比不上斯宾塞、莎土比亚、华茨华斯、雪莱、罗色蒂他们，然而这创始之功，却不能说小，所以Wyatt在英国文学史里，依然有他一席的位置。志摩现在干的工作，也就是Wyatt当年所干的工作了，不过中西文字差的太远，所以更难讨好罢了。不幸志摩早死，未能竟其全功，现在只有盼望他的朋友们，继续努力，有以成其志而已。

杨先生要在志摩身上就发现到莎士比亚、葛德，那样伟大的诗人，未免太早，当然要失望。志摩的朋友们把他比做雪莱，虽然有几分相像，恐怕也有点过分。我现在希望他做中国的Sir Thomos Wyatt（1503—1542），我想志摩是当之无愧，至于继起者，有没有斯宾塞莎士比亚一流的人，已死的志摩是不能代为负责的。

编者按：本文作者唐诚疑为唐钺之误。

（原载：民国二十一年二月一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一二期）

论诗人徐志摩

张露薇

——对于杨韩吴唐诸君的文章之批评并敬告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先生

按：自本刊近顷登载杨丙辰（第二百零九期）、方玮德（同上）、韩文佑（二百十一期）、唐诚（二百十二期）诸君评论除志摩君诗之文后，一月二十八及二十九日北平晨报学园亦刊登吴世昌君《论志摩》一文。嗣后本刊收到关于此题之来稿甚多。今选登张露薇君一篇，本问题就此结束。其余诸君之作，以限于篇幅，概从割爱，分别退还。其中重要者，有（一）杨丙辰君回答韩文佑君文，解释彼原作中“妤玩”二字之意义。谓徐君一生“作事（离婚，交友，写文章，作诗）底动因，皆为浅浮的外表所诱惑，而无悲壮深刻的意志与澄澈宏阔的识力来把许多从各方面说皆不利于他的诱惑斩断的”，故称之曰好玩。（二）济南李鲁人君文，谓徐君甚有功于新诗运动，但其所作未为精到。又谓新诗以爱情颓废为主，乃其缺点云云。

又按：张露薇君此文甚长，前半今略去不登。其大意可撮述如下：【1】批评必须有明确之立场，且须负责。不当为字句之攻驳，亦勿徒作虚浮之颂誉。【2】细阅《晨报》哀悼除志摩君诸文，惟胡适君能略言徐君之理想，吴其昌君能略状徐君之生活，外此则林徽音君及叶公超君（叶君文载本副刊二百零二期）之文颇能显示徐君之生活与价值。余皆无益之谀词而已。【3】批评徐君之诗者，仅见三篇。一为《小说月报》十七卷朱湘君论徐志摩的诗，二为《北晨学园》哀悼专号中于赓虞君志摩的诗，三则杨丙辰君之A。以上三篇，皆褒誉徐君之作。4】杨君文有一定之立场，并非谩骂，惟欲于朦胧云雾中将徐君之真价值显露于人间而已。惜韩文佑、吴世昌、唐诚三君误会此旨，徒事辩驳，流于感情意气。以致双方隔膜甚多，几变为琐屑及滑稽之论争。予今作此篇，自抒所见，未敢苟同，亦并无左右袒。视诸君或异撰耳云云。此下可接读张君原文。本副刊编者识。

徐志摩是个什么形象的人，我实在不知道，据他的朋友们说，是漂亮得了不得。因为漂亮，所以可爱，因为可爱而会写诗，所以是古今少见的大诗人。我承认志摩是诗人，但是他的诗人的成分并不是纯洁的，也不是如他的朋友们所称他是怎样空前伟大的天才，因为他们不了解他的诗，所以尽说些阿媚奉承之词，而损污了志摩的诗之真正的价值。的确，我相信，志摩是诗人，志摩有天才，但是他的天才没有发展到极点，所以这位不幸的诗人只是一颗陨星。我们除了怜惜之外，再难以加上什么毁贬之词，这是真情。然而，为了中国文艺的发展，我们对于志摩的诗之批判不妨苛刻一点。有些人总认不清这点，往往以为批评某作家的作品，便是批评某作家的本身，这真是绝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