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戒石鉴镜（第9/15页）

公债在这年的春天发行，因其收益高，慢慢打开了市场，趋于热销。到次年春，公债尚余5000万美元，孔祥熙等贪利逐财，遂打算据为己有。他命令中央银行以发行额满为由停止出售，并在内部瓜分完毕。消息传出后，引起外界极大不满。适逢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参议员黄炎培、傅斯年、陈赓雅等联名提出质问案，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也对孔祥熙提出弹劾案。此时孔祥熙正好赴美开会，蒋介石无法对参政员交代，遂密令财政部代部长俞鸿钧密查，断定孔“授意中央银行职员朋分公债券事”，并查得他们此次共鲸吞国币20多亿元，且有证据无法抵赖。蒋介石大怒，经不住宋美龄再三求情，最终处理结果只是“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及国库局长吕咸，辞职获准”。

与处理美金公债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蒋介石不顾孔祥熙的说情和反对，亲自布置，从重、从严办理了林世良贪腐案，赢得了短暂的喝彩。林是孔的亲信，因贪污150万元而被处以极刑，震动政坛。或许，蒋介石试图以此立威，整饬纲纪，严惩贪污，修明政治。1943年6月30日，国民政府公布了《惩治贪污条例》，以增强对贪赃枉法者的震慑力，加强战时非常时期的统治。同时，为加强监察机构的职能，在监察院内创立了纠举权和建议权。还设立了税务督察专员制度，分区督察，加强对地方的监视与震慑。而作为战时“民主窗口”的国民参政会，尽管没有实际制裁权，也起到了一定的监督震慑作用。

到了抗战后期，又有了新花样。那就是国民党部队经商和军队将领“吃空饷”“营走私”。蒋介石对此异常气愤，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军人经商的流弊恐各战区都不可免，希望各位司令长官与总司令严切取缔与禁绝，如有经营商业贩卖仇货的，一律视作通敌论罪。”

在他授意下，战区巡察团四下逡巡，及时惩戒各战区违法失职的公务人员，尤其对抗战不力或贻误战机的军政机关人员，随时予以建议或纠正。但这种威慑力是有限的，军队里的贪腐行为依旧盛行，“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腐败现象严重影响了抗战的进程。

登峰造极的“五子登科”

1945年8月，抗战苦熬八年，胜利一朝到来。对于经历了长期动荡生活的国民政府大小官员来说，首先想到的是个人利益。接收沦陷区后，大量的财富呈现在内地飞来的“胜利者”面前，房子、条子（金条）、票子、车子、女子，“五子登科”，无一不刺激着这些道德缺失者们的贪欲。“在财富面前，很多持重的人也失去了自制，补偿心理掩盖了廉耻心，甚至不要白不要的心理和从众的心理，也一再麻痹着他们的神经”。接收时，事先并未做周密的安排，没有制定一个管理有效的计划，加之缺乏必要的监督，导致腐败横行。

在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操纵下，“接收”变成了“劫收”，这是抗战胜利而国民党政权丧失民心的起点。国内外许多人愈发认识到，体制腐败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迅速败亡的根本原因。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很有代表性：“我们的观察家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看到的腐败现象，已经察出国民党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国民党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遇的危机，是无能为力的。国民党的部队已丧失了斗志，国民党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国民党的部队无需别人来击败他们，即已自行瓦解。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对自己失去了信心的政权，和一个丧失了士气的军队，是经不起战斗的考验的。”

1947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承认“党的病状已陷于积重难返之势”，提出“反对个人利己主义，抨击升官发财观念”，要求“随时淘汰投机分子、动摇分子、腐化分子及恶化分子，以保持党员成分之纯一”，同时提出“加紧监察工作”。六届四中全会甚至规定党员及政府机关干部皆需登记财产，不登记者开除党籍。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规定最终未能见到天日。

以“五子登科”的“劫收”为标志，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的经济形势丝毫没有恢复好转。随即解放战争开始，投机者借机操纵图利，导致通货膨胀、物价暴涨。1948年的上海，一包米6月售价法币670万元，8月就涨到法币6300万元，人们用麻袋装满纸币，却只能兑换一点点大米。

蒋介石痛心疾首，他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言及战后接收中的贪腐乱象时，捶胸顿足地呵斥：“你们这样乱来，不想想党国，不想想自己的前途，也要想想你们的家人啊！”

面对愈演愈烈的态势，蒋介石也曾想办法来进行制止，但一旦牵涉统治集团的高层，涉及家族利益、豪门利益，最终往往就是不了了之。时人对此曾评论说：“目前的法律，我不敢说保障不了人们，却确确实实地做了贪污大吏们的护身符。法律既失效用，贪官气焰，更一发不可收拾。清查‘豪门资产’的呼声于是应运而生，甚嚣尘上……但事实上，呼者自呼，听者还不是当作耳边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