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戒石鉴镜（第11/15页）

1946年1月，在美国特使马歇尔斡旋下，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以及社会贤达的代表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在几经周折后，通过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改组政府等决议。这是自国民党一党训政以来，第一次由国内各种政治派别平等、公开地决定国家大事。

眼看中国即将踏上宪政之路，人人都为此兴奋不已，马叙伦用生动的语言写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现在是被鸡唱出了曙光，怎样不叫人们对这个曙光发生欣慰，希望它不要被阴霾来笼罩了。”

然而接下来的事实却让他们吃惊连连，长期占据一党独尊地位的国民党，既无与其他政治团体分享政权的心理准备，其军政官员更不愿意放弃种种特殊利益，政协会议闭幕未几，即遭到国民党内部激进势力的强力反弹，在重庆较场口还有西安、南通和南京下关等地制造了一系列流血事件。李、闻被暗杀更是发生在“一城之内，五日之间”。

在闻一多被刺次日，消息传至重庆，正候机北上的西南联大教授非常震惊。17日清晨，汤用彤、金岳霖、叶企荪、周炳琳、黄子卿、汤佩松、姚从吾等34位教授联名致函教育部转国民政府：“一代通才，竟遭毒手！正义何在？纪纲何存？同人等不胜悲愤惊愕！”7月17日，在南京参加国共和谈的中共代表团也发表了李、闻惨案抗议书，要求国民政府立即撤换昆明警备司令，限拿凶手，交法院认罪，并由政协委员派员陪审。

栽赃

身为国民政府的首脑，蒋介石也被闻一多案深深震动，“本周几乎全为此事增加烦恼之苦痛也”，7月2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三天后他又写下：“总之昆明之案无论对内对外皆增加政府与余个人之地位艰难百倍。”

整日“忧闷”的蒋介石百般琢磨，考虑着如何化解这个公共危机，让他和国民政府渡过难关。

担负“调处”国共纷争之重任的马歇尔也因闻一多案而压力大增。7月17日，在见过周恩来后，马歇尔与司徒雷登即刻从南京飞赴庐山去找蒋介石。马歇尔对蒋介石说，这次暗杀针对了闻一多这样的留美知识分子，所以美国的舆论肯定对蒋不利；司徒雷登坦率相告，蒋介石应采取三项措施：公开声明中央政府不赞成谋杀；解除新闻管制；建立宪政政府。

不能无视公愤的蒋介石，于7月17日当天，匆匆责令行政院发出一纸保障公民安全的命令。命令声称：“该管各级机关人员防范不周，遂致有此惨案，实为我政府莫大之耻辱……尤应在此时期，对于政治党派人士特加保护。”在发出这项命令的同时，蒋介石下令让刚刚上任全国警察署署长的唐纵前往昆明办案。

此时，舆论已把怀疑对象投向了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揆彰。7月17日，闻一多的次子闻立雕撰写了《谁杀死了我的爸爸》，将矛头直指昆明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次日该文在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和《新华日报》《大公报》《世界日报》《新民报》《商务日报》《时事新报》《西南日报》等报纸刊出，随后又被多家报刊转载。

唐纵在动身前往昆明前也怀疑李、闻案都为陈诚系的霍揆彰所为。因在当年5月份，霍揆彰就令稽查处处长王子明制定了五十多人的黑名单。6月28日，霍带着这个名单到了南京，向国防部长陈诚汇报，准备带给蒋介石圈定，但当时蒋正和马歇尔会谈，没来得及接见霍，霍只好把名单和行动方案留在国防部返昆待命。7月5日，霍揆彰接到了国防部密电：“中共蓄意叛乱，民盟甘心从乱，际此紧急时期，对于该等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

7月17日晚，唐纵与吴铁城、陈诚商议李、闻案，陈首先而坚决地表示，“此事件绝非霍揆彰所为，绝与军方无关。”（《唐纵日记》）

唐纵将行，友人嘱托他办案要“控制舆论，计划周到，行动迅速”，同时又为他担心，“莫不认为此事难办也。”（《唐纵日记》）心思重重的唐纵没有直接赶赴昆明，而是先和毛人凤商议办法，又飞到重庆去找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

此时各界正对唐纵的调查拭目以待。重重压力之下的唐纵和沈醉商议，想“将计就计”制定一套栽赃中共的计划来息事宁人。沈醉在回忆录里说到这个“好办法”：“先在重庆准备好一两个人带到昆明去，叫他们在公开审讯时，自己承认是凶手，而且还要吞吞吐吐地说出和中共有关，但又不能完全承认是共产党。”

就在沈醉挑选“人犯”的时候，毛人凤突然有电话来，说军统云南站已找到线索。23日，唐纵、沈醉等飞抵昆明，军统云南站站长王巍当天报告说：云南站昆明组已经查出暗杀李、闻的凶手六七名，全部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与稽查处的人，凶手的职务、姓名和事先的布置以及行凶情况等都已弄清楚。（沈醉《军统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