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戒石鉴镜（第7/15页）

由于王治馨在警界的广泛人脉以及与赵秉钧的密切关系，在他被捕之后，许多人为之求情，请求袁世凯“念旧部之谊，贷其一死”。贪赃纳贿，本是晚清和北洋官场上司空见惯的事，但对于惩办王治馨一案，袁世凯却很有决心。在外界看来，他是要拿王治馨开刀，祭奠其为整饬吏治而打出的反腐大旗，其实内幕真相远不止如此，中间还掺杂了私人恩怨和政治因素。

王治馨和袁世凯是有过节的。那是1913年3月20日，国会中反对党领袖宋教仁倒在上海火车站月台的血泊中，一时舆论哗然，指斥袁世凯、赵秉钧为幕后元凶。袁世凯自然加以撇清，真假莫辨之际，王治馨在不同场合发表了不合时宜的谈话，声称宋教仁之死，赵秉钧不应该负责，应另有其人。此言一出，好像是为赵辩解，但实质却是将嫌疑指向了袁。王治馨竟敢出卖袁大总统，他也真是活腻了。

于是，袁世凯收到肃政史呈上的王治馨贪渎报告后，如获至宝。马上批复，由大理院开庭判决，处以死刑。从判决到执行，没超过24小时，办理之迅速，前所未有。

此外，虽然平政院和肃政厅都有监察职能，大总统对其裁判却有最后的决定权，因此，它们实际上是袁世凯的御用机关。袁世凯暴死后，1916年6月13日,“辫子军”统帅张勋闹复辟，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肃政厅也同时被裁撤了。

腐败玩到极致

肃政厅裁撤后，北洋政府机构的监察职能明显弱化，加上大总统独裁权力日益加强，历届军阀政府走马灯似地更迭。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各届总统，都曾公开地进行各种贿买和贪污。国会多次被解散，贪腐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上梁不正下梁歪，各级政府机构和普通官吏的贪污腐败行为也不可计数。其中，最为“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行贿和贪污受贿案，当属曹锟贿选总统。

曹锟是在袁世凯死后被拥为直系军阀首领的。为赶走黎元洪，登上大总统宝座，直系军阀纷纷发出要进行总统选举的呼声。

根据《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选举会必须有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议员出席才能召开，当时的国会议员共有870名，也就是说，总统选举会的法定出席人数至少应有580名。而为了抵制曹锟发起的总统选举，孙中山派人到北京活动，欢迎议员们南下广州；军阀卢永祥也派人到天津设立议员执行处，以每月300元薪金的待遇动员议员南下上海；东三省议员也随张作霖回到了东北。这样，总统选举终因人数不足而无法举行。

1923年6月上旬，曹锟见无法利用正常政治秩序达到自己当总统的企图，于是就招募流氓组成“公民团”，天天组织集会，要求黎元洪“即日下台”，又唆使冯玉祥等中级军官300人到黎元洪家索要军饷，逼迫威胁，动摇其意志。6月13日，黎元洪在纷扰之中被迫出走天津。

同时，为了把出走的议员们拉回北京，曹锟决定用金钱来收买选票，他在甘石桥成立了“议员俱乐部”，以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一手包办，掀开了贿选大幕。

为了筹措贿选经费，曹锟手下到处搜刮。如曹锟四弟曹锐借口筹款，株连到很多无辜的人，大名商会副会长冯化远被诬告为“制毒贩”，逼罚10万元，最后被吓出精神病而死；天津证券物品交易所也被他以筹措军费为名肆意提取资金，交易所最终不支倒闭；曹锟另以借军饷为名，通令所属170个县份，分大中小3级，每县筹借1万元到3万元不等，搜刮民脂膏血，以供其贿选支用。诸如此种，敛财手段多不胜数，共计筹措到1350多万元。金钱的“魅力”确实吸引了许多议员，他们陆续返回北京。

凑足法定大选出席议员的人数是必须的，当局临时决定：即使不给曹锟投票，但出席会议者也发给5000元支票一张。10月5日总统选举当天，北京全城军警宪一齐出动，在会场外荷枪实弹监视议员。下午2时正式投票，至4时完毕，当众点票：投票总数为590张，曹锟得票480张，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

曹锟以金钱钞票为阶梯，终于爬上了梦寐以求的总统宝座。他的上位，实在是民国历史上最高级别的贪腐闹剧。

贿选不得人心

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进。辛亥革命之后，中国顺应世界大势走向共和，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倒行逆施和张勋复辟的丑剧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到了后袁世凯时代，向来信奉“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北洋军阀们，居然也“臣服”在共和体制的法律秩序面前，对施行暴力和专制感到心怯而“低头”，因此不惜大量动用金钱制造舆论，百般讨好议员。贿选是选举的大敌，在选举人被贿买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有公平的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