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戒石鉴镜（第10/15页）

介石与戒石

蒋中正，字介石，与“戒石”谐音，熟谙中国传统文化的他，何尝不知道“戒石”寓意着戒贪？但他这个“介石”，在执掌国民政府的岁月里，是否真正把“戒石”精神贯彻到底呢？

除了戎装，蒋介石日常生活总是一袭粗布长袍，一杯白开水，简单低调。不论时人还是后人，在评价他时，大多都认为他本人是不贪腐的，他和宋美龄也少有贪腐的传闻和行为表现。但是，蒋介石本身不贪不占，就能跟国民政府糜烂透顶的贪腐现象撇清关系吗？作为最高统治者，自然脱不开干系。

蒋介石最大的责任就在于嗜权与独裁，“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全和扩大权力。因此，他一方面采取措施，压制人民要求改革的呼声，另一方面在自己周围只用些愿意充当工具的人。”据说蒋在考虑军政领导岗位的人选时，更多是注重其“忠诚”，而不是能力。“中国人中几乎公开认为，他对下属的腐败是乐意的，因为一个人如果变得腐败了，那么对他就更加唯命是从了。”(朱汉国《1949：历史选择了共产党》)

一个腐败且不被惩治的官员，往往是颗有毒的种子，最终被那些有贼心没贼胆的权贵者效仿，慢慢地，有样学样，贪腐无孔不入，荼毒整个官场，再也不是人力所能控制。而当官僚习气日重，贪腐糜烂遍地之时，蒋介石后悔也来不及了。

1948年，蒋介石越发感到贪污问题的严重和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威胁，但只能将他的全部愤慨与忧虑，倾吐在日记中了。

1月16日：“重庆高级机关与主管官之贪污索榨，不道德无廉耻之腐败情形，闻之色变，不知革命前途究将如何结果，不胜悲痛之至。”

6月8日：“每念中央军队高级将领之贪污富有、淫佚无度以致忠勇之气荡然，廉耻之心扫地，是以不能整军。”“忍痛断臂与除毒，祛除情感，惩治贪污。提倡民主法则，加强群众监督力量，涤荡官僚恶习，与铲除豪门资本。建立组织与制度之基础。建立干部政策，慎选核心干部与新陈代谢法令之树立。”

1949年8月13日，蒋介石翻读旧日记，对国民党“干部无人，贪污怯弱”的情况，感到“悲愤之至”！这时的蒋介石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又是出台法规，又是成立机构，但最终收效甚微。

蒋介石到底也没能为国民政府立好那块“戒石”，他所有的反贪努力都走向了死胡同，这也成为他和他的政权最终覆灭、败退台湾的主因。在那悬于海外的孤岛上，他痛定思痛，训斥那帮恨铁不成钢的败军之将：“今天，我痛心地指出，从抗战后期到现在，我们革命军队中表现出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

“这样的军队就不能不走向失败！”蒋介石结束训话的手势依然坚定。不过，倘若真是实至名归的“革命军队”，又何至于此？！

闻一多案：民国司法之死

“闻一多案”后，政治的贪婪彻底左右了司法。彻底丧失自由知识分子支持和民心的后果是国民党政权的加速崩溃。台湾学者朱文长教授曾撰文指出：“在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史上，闻一多之死是一个里程碑。”

闻一多被暗杀时，梅贻琦正在埋头处理西南联大的复员事务，傍晚五点多，潘光旦夫人忽然急急地跑来了，说闻一多在回家的路上被当场枪杀，“多人围击，必欲置之于死。”

这一天是1946年7月15日，听闻这一消息，身为西南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当场呆住了，立即派人前往闻家照料。在离家门仅十余步的地方，闻一多的鲜血淌了满地；闻一多的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身中数枪，被送往医院抢救；闻一多的夫人高孝贞受此巨大的刺激，心脏病复发，卧床不起。

同时，梅贻琦急电国民政府教育部：“加急！南京教育部朱部长钧鉴：今日下午五时，在西仓坡宿舍门外，本校教授闻一多为暴徒枪击立毙，其余重伤。同人极度惶恐，谨先电闻。”这一天的晚上，梅贻琦在日记里写道：“此何等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

正在庐山避暑的蒋介石也很快接到了消息，这个突发事件让正志得意满的蒋迅速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困境之中，他在日记里写道：“昆明李闻被刺案殊所不料，干部之无智无识，徒增政府情势之险恶，领袖地位之不利，可痛之至。”

不仅仅是梅贻琦和蒋介石，还有更多的人在闻一多事件发生之后，都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曾倾倒在南京国民政府一侧的政治天平，此刻又在发生新的微妙的逆转。

群情

闻一多是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即席做了他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后被暗杀的。在此之前，中国政局刚刚走过了一段“过山车”般的急剧转变；闻一多之死，对于众多关注政治走向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次更大的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