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迷失在墨西哥的墨西哥人 1975（第48/57页）

他抽了几支烟后说想活动下腿脚。

“想上哪儿去？”我问，不过，说句心里话我早已知道答案，如果他不说我想听到的话，我打算动用一切必要手段让他说出来。

“去安格丽卡家。”潘乔说。

“好样的。”我说，然后匆匆吃完早点。

潘乔在前面付了我的账（这可是第一次），我们便走了。腿脚有种飘飘然的感觉。潘乔好像不再那么沮丧，我也不再对未来的生活感到茫然无助。相反的，早晨的阳光又让我们回归自我，精神再次振作起来。潘乔又变得兴高采烈和敏捷起来，妙语连珠，马德罗街上一家鞋店的窗户反射出我内心对自己的期许：高大、表情阳光、既不笨拙又不病态地羞怯，阔步前进，身后跟着一个正在追求真爱或者不管什么的小胖子！

当然，此时此刻我还不知道这一天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呢。

路上的前半段，潘乔显得热情、友好、开朗，可是后半段，快接近康德萨区时他情绪陡变，好像跟安格丽卡奇特的（或者说装腔作势和暧昧的）关系中原本让他忧虑的东西又苏醒了。他又闷闷不乐起来，说所有的问题都与他和安格丽卡两个家庭之间的社会界限有关，他属于低层工人阶级家庭，安格丽卡家是深深地根植于墨西哥城的小资产阶级。为了让他打起精神，我说虽然这确实可能会在最初建立关系时出现难度，然而关系一旦上路，阶级冲突的裂痕会大大缩小。潘乔却反问我关系一旦上路是什么意思，我不屑回答这个愚蠢的问题。我提出另一个问题算是回答：他和安格丽卡真的是两个标准的、典型的、不折不扣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代表吗？

当我们坐在从雷福马和华雷斯街口打到的出租车上，正以惊心动魄的速度向科里马大街奔去时，潘乔不开心地说：“不是，我想不是吧。”

我告诉他，我正想对他说这个意思，因为他和安格丽卡都是诗人，如果各属不同社会阶层，那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很大，我告诉你。”潘乔说。

“别这么死板了，伙计。”我说，心里又无端地高兴起来。

没想到出租车司机支持我的观点：“如果你已经追求到了，就不存在界限的障碍了。只要有爱，其他都不重要。”

“明白了吗？”我说。

“不明白，”潘乔说，“还真不明白。”

“去追你的姑娘，忘了工人阶级的那些废话吧。”出租车司机说。

“工人阶级废话是什么意思？”潘乔说。

“你知道，就是那些社会阶级的说法。”

“照你说社会阶级是不存在的了。”潘乔说。

司机说话时在反光镜里望着我们，这时还回过头，右手搭在乘客座的后背，左手紧握方向盘。我们会撞车的，我想。

“事实上不存在。只要真心相爱，所有墨西哥人都是平等的。”

“简直是胡说八道！”潘乔说。

“你要这样说我也没办法。”司机说。

潘乔和司机开始从这个话题又引出宗教、政治议题，我盯着窗外，望着外面的风景（华雷斯和北罗马大街上的店面）单调地掠过去。我也开始想玛丽亚以及让我和她分手的东西，那不是阶级原因而是经验问题，想到罗萨里奥和我们的出租房，以及我在那里跟她度过的美好夜晚，可是，为了能跟玛丽亚相处哪怕几秒钟，为了能听到她的哪怕一句话，看到她的一个微笑，我随时准备放弃那些美好的夜晚。我还想到了叔叔和婶婶，甚至恍惚中看见了他们，手挽手走在我们经过的街上，虽然出租车危险地呈之字形拐到其他街上，他们仍然绝不回头望一眼，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孤独中，像潘乔、出租司机和我沉浸在各自的孤独中一样。接着我又觉得最近这些天好像做错了什么，在处理墨西哥新秀诗人或者生活中新结识的女人们的关系上出了差错，但是任凭我怎么琢磨都理不清哪儿出了问题，如果我回过头，那道深渊就在我身后敞开着。可是，我却丝毫不觉得恐惧。这是一道没有恶魔巨兽的深渊，不过是笼罩着黑暗、沉默和空虚这三种让我痛苦的极端事物而已，其实也并不那么痛苦，而是一种胃里的悸动，但这种痛苦有时感觉像恐惧。后来，我把脸紧贴着窗户，车子转入了科里马大街。潘乔和司机不聊了，也许只是潘乔打住不聊了，他好像不肯占什么上风，我的沉默和潘乔的沉默紧紧地箍着我的心。

我们在超过芬特家几英尺远的地方下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