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迷失在墨西哥的墨西哥人 1975（第44/57页）

“我知道什么？”

“知道接电话的是别人，不是安格丽卡。”乌里塞斯说。

“不，我不知道。”我说。

“你下意识里知道。”阿图罗说。

“可那是谁呢？”

阿图罗和乌里塞斯笑了。

“答案其实很简单，也很好玩。”

“别折磨我了，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我说。

“想一想，”阿图罗说，“来吧，动动脑子。是安格丽卡吗？显然不是。是玛丽亚吗？可能性更小。还有谁呢？女佣，你打电话的那个时间她不在家里，而且你经常跟她说话，应该听得出她的声音，对吧？”

“对，”我说，“肯定不是女佣。”

“还剩谁呢？”乌里塞斯说。

“玛丽亚的母亲和胡吉托。”

“我认为不会是胡吉托，是他吗？”

“不会，不可能是胡吉托。”我承认。

“你看玛丽亚·克丽斯蒂娜会装成那个样子吗？”

“玛丽亚的母亲叫玛丽亚·克丽斯蒂娜吗？”

“这是她的名字没错。”乌里塞斯说。

“不，不会，可又是谁呢？没有别人了。”

“有人疯狂到模仿安格丽卡的声音，”阿图罗说，然后望着我，“那家只有一个人喜欢制造那种变态的吓人把戏。”

我逐一检视了一番，答案在脑子里慢慢清晰起来。

“想想，再想想……”乌里塞斯说。

“基姆。”我说。

“不会有别人了。”阿图罗说。

“那个杂种！”

后来我想起基姆讲的那个聋哑人的故事，想起那些儿童虐待狂，他们本人在童年时就被虐待过。虽然我现在把它写了出来，那个聋哑人和基姆性格之间因果关系的转换似乎还不是那么清楚。后来我冲到街上，消耗了一枚又一枚硬币，徒劳地往玛丽亚家打电话。我跟她妈妈、女佣、胡吉托都说了话，而且很晚后又跟安格丽卡（这回才是真正的安格丽卡）通上话，可是玛丽亚一直不在家，基姆也不再来接电话。

贝拉诺和乌里塞斯陪了我一会儿。我出去打第一拨电话时拿出自己写的诗给他们看。他们说这几首诗写得不赖。本能现实主义清洗活动完全是个玩笑，乌里塞斯说。那些被清洗的人知道是个玩笑吗？当然不知道，如果他们相信了，那可就不好玩了，阿图罗说。这么说谁也没有被开除？没有，乌里塞斯说。

“有个傻蛋想揍我们。”后来他们承认说。

“可你们是两个，他只有一个人。”

“可我们并不来暴力的，加西亚·马德罗，”乌里塞斯说，“至少，我不会，阿图罗也不再用暴力了。”

给芬特家打电话的间隙，我跟哈辛托·雷克纳和拉斐尔·巴里奥斯在基多咖啡店里消磨晚上的时间。我把贝拉诺和乌里塞斯跟我说的又告诉了他们。这两个人一定发现塞萨雷亚·蒂纳赫罗的线索了，他们说。

12月14日

没有任何人给本能现实主义者们提供任何东西。没有奖学金，没有杂志版面，没有人邀请他们参加书友会或读书会。

贝拉诺和利马就像两个孤魂。

如果在俚语中“西蒙”是肯定的意思，“奈尔”是否定的意思，那“西蒙奈尔”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感觉不佳。

12月15日

克里斯平先生不愿聊西班牙内战。我问他为什么给自己的书店取了这么一个军事意味很浓的名字。他坦承说名字不是自己取的。以前的店主是共和国的一个上校，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在那场有争议的战役中的辉煌事迹。我从克里斯平先生的话语中听出讽刺的弦外之音。应他之请，我聊了些本能现实主义的情况。他发表了些评论，诸如“现实主义永远不是本能的”，“本能属于梦幻世界”，我听了感到很沮丧，他总结说，我们这些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的青年除了先锋文学别无选择。我问他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从未被剥夺过基本权利。至少按照墨西哥城的标准没有被剥夺过。不过后来我又想起我跟罗萨里奥共用的那间出租房，我拿不准他说错了没有。文学上的问题，跟生活上的问题一样，克里斯平先生说，在于人民最后都变成了杂种。现在，我觉得克里斯平先生完全是为谈论而谈论。我在椅子里坐着的这段时间，他一直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搬运书籍或是成捆落满灰尘的杂志。可是，在某个时刻，他转过身来，询问跟我睡一觉需要多少钱。我注意到你缺钱花，这是我冒昧提出这种事的惟一原因。我简直震惊得要晕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