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迷失在墨西哥的墨西哥人 1975（第35/57页）

“可怜的布里吉达一直为你哭泣。”罗萨里奥说。

“为什么呢？你看见她哭了吗？”

“我们都看到了。她为你神魂颠倒，诗人先生。你一定对女人有特别的魅力。”

我想自己的脸肯定红了，可同时又觉得很舒服。

“没什么……特别的，”我喃喃地说，“她告诉你什么了吗？”

“她给我讲了很多事情，你想知道她都说什么了吗？”

“好吧。”我说，其实我也拿不准想不想听布里吉达的自白。几乎在顷刻间，我非常蔑视自己。人真是太容易忘恩负义了，我心里说，自私而且健忘。

“但不能在这里说，”罗萨里奥说，“过会儿我就可以暂时休息一个小时。你知道那个外国佬的比萨店在哪儿吗？在那里等我好了。”

我说好吧，然后离开了英克鲁西亚达酒吧。外面已经乌云密布，一般强劲的风迫使行人走得比平常更快，有的人在店铺门口找个地方躲起来。我经过基多咖啡店时朝里面瞥了一眼，不见一个熟人。我忽然想再给玛丽亚打个电话，最后还是作罢。

比萨店里很拥挤，大家都站着吃那个外国佬亲自用一把厨师大刀切开的比萨饼。我盯着他观察了片刻。我想这生意的收入一定不错，我很开心，因为这个外国佬人似乎还不错。他什么都亲自干：和面、洒番茄酱和意大利干酪，最后把比萨饼递到围在柜台周围的顾客手中，然后再去做下一份比萨，把刚才那道程序再重复一遍。除了收钱、找钱，其他一切都是他亲自动手。收钱的活儿由一个黑人孩子负责，他大约十五岁，头发非常短，不断低声询问厨师该怎么收好，好像对价格还不是很了解，或者算术不怎么好。没多会儿我就注意到另一个怪异的细节。厨师从不放下那把大刀。

“我来了。”罗萨里奥说，扯了一下我的袖子。

她在街上的样子跟在咖啡店里很不一样。到了外面，她的脸好像不那么紧绷了，样子显得更加清澈、轻盈，似乎到了街上会有看不见她的危险。

“我们走一段吧，然后你请我吃点东西，行吗？”

我们开始向雷福马大街走去。穿马路时罗萨里奥第一次抓住我的胳膊，然后就再也没有松开过。

“我要像你妈妈一样，”她说，“不过别理解错了，我可不是布里吉达那种荡妇，我想帮你，对你好，我想跟你在一起，直到你出了名，亲爱的。”

这个女人一定是疯了，我想，但我默不作声，只是笑了笑。

11月27日

一切变得复杂起来。可怕之事正在光临。晚上我常常在尖叫声中醒来。我梦见一个女人长着一头奶牛的脑袋。它的眼睛盯着我。那目光还带着让人同情的忧伤。重要的是，我跟叔叔进行了一场小小的“男人之间”的谈话。他让我发誓绝不沾染毒品。不，我说，我绝不吸毒，我发誓。绝不？他说。什么意思？我说。你要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他咆哮起来。我说得很清楚了，你什么意思？请你能说得更精确点，我说，像只蜗牛般缩起来。晚上，我给玛丽亚打了个电话。她不在家，但我跟安格丽卡聊了会儿。你怎么样？她说。不是太好，真的，我说，其实，非常糟糕。你生病了吗？安格丽卡说。没有，别紧张。我也不是很好，安格丽卡说，我怎么都睡不着。我想再问她些事儿，以一个前处男对另一个前处女的身份，最后还是没有问出口。

11月28日

可怕的事情还在继续发生，梦、噩梦，我放纵的冲动完全失控。我好像又回到了十五岁的时候，老想手淫。有时一天三次，有时一天五次，没有够的时候！罗萨里奥想跟我结婚。我告诉她我不相信婚姻。好吧，她大笑着说，无论结不结婚，我只是想我“需要”跟你生活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我说，住在同一间屋子里吗？是啊，住在同一间屋子里，或者同一个房间，如果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可以租房子。最不济可以住在山洞里，她说，我不挑剔。她容光焕发，我不确定那是因为汗水还是绝对的自信所致。我们第一次做爱是在她住的地方，那是一幢破败的出租房，在麦瑟德巴尔布厄纳区，距离维加路不远。屋里到处都是她工作的那个酒吧的明信片和钉在墙上的电影明星照。

“这是你的第一次吗，爷们儿？”罗萨里奥问我。

我说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口出此言。

11月29日

我像一片水藻般漂来漂去。今天我擅自去了卡塔丽娜家。还挺凑巧，她正好在家。她刚回来，眼睛红红的，那是一个不会有错的标志，说明她刚哭过。她一下子没有认出我。我问她为什么哭。男人的问题，她说。我硬是咬住舌头没有说出如果她需要什么人的话，有我在这里，随时准备好应招。我们喝了点威士忌——我需要它，卡塔丽娜说——然后我们又到幼儿园去接她儿子。卡塔丽娜把车开得像个疯子，我都感到恶心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和她儿子在后座上玩的时候，她问我想不想看看她的画。我说好吧。最后我们喝掉了半瓶威士忌，卡塔丽娜把儿子搁到床上后又开始哭泣。别招惹她，我心里警告自己说，她已是人母。后来我又想到坟墓，想像在一个坟墓上做爱，想像睡在坟墓里。挺幸运，没过几分钟，跟她住同一个楼共用画室的那个画家来了，我们三个开始一起做晚饭。卡塔丽娜的这位朋友也离婚了，但显然她应对得更高明些。我们吃饭时她讲了几个笑话。画家的笑话。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女人能讲这么好的笑话（不幸的是我一个都记不得了）。后来，不知为什么，她们开始说起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卡塔丽娜的朋友说，有个诗人有六英尺半高，体重超过二百磅，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一个负责人的侄儿，一直想着要揍他们。知道他想找麻烦后，他们就消失了。卡塔丽娜不以为然，她说，我们的朋友去找塞萨雷亚·蒂纳赫罗丢失的文稿了，躲在档案馆里，经常逛墨西哥城的旧书店。我在午夜时分离开，出来后忽然不知道该上哪儿去。我给玛丽亚打了个电话，准备把罗萨里奥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她（既然要说，就干脆把储藏室里跟布里吉达的失败经历也说出来算了），请她原谅，可是电话一个劲地响就是没人接。芬特全家都不在。于是我又向南走去，向乌里塞斯·利马住的楼顶小屋方向走去。到那后发现一个人都没有，我只好又进城，向布卡雷利大街走去。我一到那条街上，还没有走进英克鲁西亚达酒吧，就先望了望阿马利罗咖啡店（基多咖啡店已经打烊了）的窗户。我看到潘乔坐在一张桌边。只有他一个人，面前放着一只喝了一半的咖啡杯。他把一本书搁在桌上，另一只手压住书页让书翻开，他的脸因为极度痛苦的表情而被扭曲了。他时不时皱着眉头，透过窗户看进去挺恐怖的。要么那本正在读的书对他产生了极其痛苦的效果，要么他的牙在疼。刹那间，他抬起脑袋，环顾一下四周，好像感觉到有人正在看他。我赶紧躲开。再次朝窗户里面张望时，潘乔还在读书，脸上痛苦的表情已经消失。那天晚上，罗萨里奥和布里吉达在酒吧值班。先是布里吉达凑到我跟前。我从她的脸上感觉到了苦楚和悔恨，同时有种被拒绝了的痛苦。说真的，我对她深感歉疚！人人都很痛苦！我给她买了杯龙舌兰，然后毫不顾忌地听着她给我讲的一切。后来罗萨里奥又过来了，说不喜欢看着我站在吧台边写东西，像个孤儿似的。没有空桌了，我说，然后继续写我的东西。我那首诗的名字叫《人人都很痛苦》。我才不在乎是否有人盯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