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迷失在墨西哥的墨西哥人 1975（第29/57页）

“她侮辱你了？”我犹豫不决地问。

“她说：真替你害臊，真替你害臊。就这么句话，她说了至少十遍，距离我只有一寸之远。”

“真是难以置信，那巫婆居然生出玛丽亚和安格丽卡。”莫克特苏马说。

“离奇的事儿多着呢。”潘乔说。

“你现在跟她还是情人吗？”我说。

卢西欧斯·思肯听到我的话了，却没有回答。

“你们多久做一次爱？”我问。

“我都记不得了。”思肯说。

“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吗？”潘乔说。

“我不知道，只是好奇。”我说。

那天我很晚才离开罗德里格斯兄弟家（我跟他们一起吃了午饭、晚餐，甚至还能在那里过夜，他们实在太慷慨了）。我在走到起义者大道公共汽车站时，忽然觉得对家里等待我的那场漫长、复杂的讨论而言，自己的感情还没有坚韧到足以应付的程度，再说我也没有那个兴致。

我应该搭乘的公交车一辆接一辆地驶过去，最后我索性从自己坐着想事、看车（或者说观察着打在我脸上的车灯）的路边站起来直奔芬特家。

我到那里之前先打了个电话。胡吉托接的电话。我告诉他找姐姐。片刻后玛丽亚过来接电话。我说想见她。她问我在哪儿。我告诉她在附近的波波卡特佩特尔广场。

“再等几个钟头，”她说，“然后再来。不要按门铃。从墙上翻过来，尽量悄无声息地过来。我会等着你。”我深深地叹了口气差点告诉她我爱她（但还是没有说出来），然后就挂了电话。因为我没有钱上咖啡店，就在广场待着，坐在一个条椅上写日记，还读了潘乔借给我的一本塔布拉达［35］的诗集。两个小时刚过，我就立刻起身向科里马大街走去。

我跳墙前先打量了一番道路两边，然后撑到墙头，跳了下去，尽量不要踩碎了芬特夫人（或者用人）在花园这一侧栽植的花花草草。我在黑暗中向小房子走去。

玛丽亚在一棵树下等着我。我还来不及说话，她就吻住我的嘴，把舌头伸进我的喉咙。她的嘴里散发着香烟和贵重佳肴的味道。我的嘴里是香烟和廉价食物的味道。不过两种食物的味道都挺好。我的恐惧感和悲伤顷刻间化解。我们没有去小房子，就在那里做起爱来，就站在那棵树下。这样不会有人听到我们发出的声音。玛丽亚咬着我的脖子。小房子里安格丽卡睡得很沉，或者假装睡得很沉，我们又做了一次。后来我从床上起来，感到浑身疼痛，我知道，如果说出我爱她，疼痛就会立刻消失，但我什么也没说，我找遍每个角落，想看看是不是有巴里奥斯和那个叫帕特森的女孩睡着，然而除了芬特姐妹和我没有别的任何人。

后来我们又说了会儿话，安格丽卡醒来了。我们把灯打开，三个人一直聊到很晚。我们聊了诗歌、已故诗人劳拉·达米安、用她的名字命名的诗歌奖、利马和贝拉诺计划出版的杂志，聊到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的生活，还聊到胡兰坎·拉米雷斯［36］在摔角竞技场外摘掉面具后的样子，聊到安格丽卡的一位住在代比多的画家朋友以及玛丽亚在舞蹈学校的朋友们。说了很多话、抽了很多烟后，安格丽卡和玛丽亚睡着了，我熄了灯，钻到床上，又开始在想像中跟玛丽亚做爱。

11月20日

政治脉络：莫克特苏马是托洛茨基分子。哈辛托·雷克纳和阿图罗·贝拉诺曾经是托派分子。

玛丽亚·芬特、安格丽卡·芬特、劳拉·郝雷吉（贝诺拉的前女友）曾参加过一个叫做“墨西哥妇女战争之路”的激进女权主义运动。据说她们就是在这个组织里认识西蒙娜·达里欧的，她是贝拉诺的朋友以及虐恋的推动者。

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发起墨西哥第一个墨西哥同性恋无产阶级公社。

乌里塞斯·利马和劳拉·达米安曾计划成立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成立宣言的文稿至今还在呢。此前，乌里塞斯·利马十五岁的时候就想加入卢西奥·卡瓦拉斯［37］游击队组织的余部。

基姆·芬特的父亲，亦名基姆·芬特，生于巴塞罗纳，在埃布罗河战役［38］中阵亡。

拉斐尔·巴里奥斯的父亲是非法的铁路工人工会的积极活动分子，死于肝硬化。

卢西欧斯·思肯的父母生于瓦哈卡州，根据思肯的说法，他们是饿死的。

11月21日

在卡塔丽娜·奥哈拉家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