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翻译集（第26/34页）

同时郝拂又在他的杂志上印了我的诗和几篇小说。一班人都看到了，都来对我说，这使得我又窘又生气，我不愿意做一个一班人眼里望出来的作者，尤其因为我是一个教师。

我二十五岁那年我母亲死，她死后两个月我的《白孔雀》印出来了，但这于我是完全没有关系。我又继续教了一年书，又生了一次颇险的肺炎病。病好些的时候我没有回学校去。从此起我靠着我的有限的文学收入过活。

已经有十七年了，自从我放弃了教务专靠一枝笔生活。我从不曾挨饿，甚至从不曾感到穷，虽则我头十年的收入并不比当小学教师好，有时更不如。

但一个人只要是穷出身，一点儿钱也可以足够。就说我父亲，他看来我简直是有钱了，即使别的人不那么想。我母亲也会把我看作在世界上有了地位，即使我自己不以为然。

但是总有点儿不对，不是我就是世界，要不然我和世界都不对。我世面见了不少，各种各样的人都会到过，有好些我真纯的喜欢而且看重。

一班人，就各个本人说，差不多都是很好。至于批评家我们不必说起，他们和一班人是不同种的，我实在很想至少和我的同种人中的几个真正的说得来。

可是我从没有怎样的如愿。我在世界上是过得去不，是一个问题，但我和世界实在是不很说得来。至于我是否一个世俗的成功我实在不知道。但我A觉得这说不上是多少“人的成功”

我意思是我不觉得我与社会，或我与别的人们之间有多少诚意的或是本真的接触。中间总是有一段空着的。我接触得到的只是一些非人情的，没有声音的。

我先前以为关系是在欧洲的衰老与疲乏。但在别的地方得到了经验以来，我知道不是那个缘故。欧洲也许要算是最不疲乏的一洲。因为它是一个最多“生活着”的地方，一个生活着的地方是有生命的。

自从美国回来以后我郑重的问我自己：为什么在我与我相识的人们之间只有这么一点儿的接触？为什么这接触没有生命的意义？

我所以写下这问题，并且也想写下答案，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使很多人感到烦闷的一个问题。

我所见得到的答案是，这是与阶级有关系。阶级造成一个渊谷，一种隔绝，最好的人情的流通丧失在这上面。造成这死性的并不是中等阶级的胜利，而是中等阶级那“东西”的胜利。

我是一个从劳动阶级里出身的人，每当我和中等阶级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生命的震动受到克损。我承认他们多半是有趣味，有教育，很好的人。但是他们刚正止住我的一部分不让工作。那一部分非得丢在一边。

既然如此我又何以不和劳动的人们同住呢？因为他们的震动是在另一个方向欠缺的。他们是窄，不过还是有深度有热的，比起来中等阶级是宽而浅，又没有“热”。简直没有热的。顶多他们拿情感来替代，这是中等阶级的伟大的积极的“情”。

但劳动阶级在观念与意见上是逼窄的，在智识上也是窄。这又造起了一个牢房。一个人不能完全归属于一个阶级。

但我在此地意大利，比方说，在我与替这别墅的场地做工的农人们之间，我倒觉得有某一种沉默的接触。我和他们并不相熟，除了早晚说声好简直不和他们说话。他们也不是为我工作；我不是他们的主人。

但他们却是真正的造成我的氛围，也是从他们我接受到人的通流。我不要和他们同住在他们的村舍里，那又将是一种牢房。但我要他们在着，在这地方，他们的生命和我的一同进行，他们的活着于我有一种关连。我并不把他们过分说得好。那种无谓是够了的！这比到叫学童们意识的说胡话还不A。我不期望他们在这地面上造成什么乐土，现在或是将来。但我却愿近着他们过活，因为他们的生命是还流着的。

现在我多少明白了，为什么我不能跟着贝莱Banrie或是威尔思的脚印走，他们俩也都是从民间出身，都是这样的成功。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在世界里往上升，甚至于不能更多享一点名，多得一点钱。

我不能把我从我自己的阶级转移到中等阶级。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我的热情的意识和我与我的同类与牲畜与地土间的深厚的血液的关连，能换到的只是那单薄的虚伪的智识上的自大，因为心灵的意识一经孤立以后所留存的无非是那一点了。

（原载：民国十九年六月十日《新月》第三卷第四期）

半天玩儿

赫胥黎　著徐志摩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