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翻译集（第25/34页）

（原载：民国十九年四月十日《新月》第三卷第二期）

D.H.Lawrence　作

徐志摩　译

他们问我：“按你的经验在生活上站得住和在著作上成名这件事是不是十分艰难？”我得承认如果我可以说是站住，如果我可以说是成名，我并不曾觉得怎样艰难。我从不曾在阁楼上挨饿，也不曾愁苦的守候着编辑或书店的一个回信，也不曾在血汗中挣扎出伟大的著作，也不曾在早上醒过来时发见自己成了名。

我出身是个穷孩子。按理我想要成功一个有些微一点进益和不定靠得住的名气的作家是该得在环境凶恶的抓把中挣扎过，该得遭受过运命无情的打击。但是我没有，事情就是这样来了，我也从不曾抱怨过。

这似乎是太便宜了我。因为我出身的确是做工人家的一个苦孩子，当前一无看得见的前程。但是话说回来，就我现在又算什么呢？

我是生在也长大在劳动阶级中间的。我的父是一个煤矿夫，就是一个煤矿夫，一点也没有比众不同的地方。并且他做人连“体面”都说不上，因为他不时要喝醉酒，从不曾走进过一个礼拜堂，在矿里往往是极粗鲁的对于他的直接的小上司们。

他差不多从不曾派到过一个好职司，他一直是一个伕子，因为他的人缘不好，说话老是得罪人的。尤其是正比他高一级的同事，谁都不喜欢他，他如何能得他们的帮助？可是他们不帮助他他又叽咕。

我的母亲是高贵些，她是城市里生长的，她家是小资产阶级。她说道地的英语，不夹杂一点乡音，我父亲说的和我们在街上说的土话她一辈子简直连一句都学不上口。

她写一手意大利派的好字，在她高兴的时候也写封把有隽味的信。她年纪大了的时候重复看小说，Diana of the Crossways看得她异常的不耐烦，East Lynne看得她异常的起劲。

但她是一个工人的妻子，整个儿的，但看她的破旧的小黑软帽，和她的机警的，清白的，“不平常”的脸。她在乡里是十分受尊敬的，正如我的父亲是十分不受尊敬的。她的生性是敏捷，灵动，或许真正是高贵的。但她是卑微的，在劳工阶级中间卑微的过日子，她的伙伴是一群更穷苦的矿夫的妻子们。

我是一个寡弱的少血色的孩子，掀着一鼻子的烟煤，人家待我颇好，在他们看来我就是一个普通孱弱的小孩。我十二岁那年得到了一个市政府的奖学金，一年十二磅，我就去诺丁汉姆中学念书。

离开学校以后我做了三个月的书记生，生了一次很重的肺炎病，十七岁那年，我身体从此就没有好过。

一年后我做了一个小学教师，过了三年做矿工孩子们的野蛮先生的生活，我去诺丁汉姆大学进“师范”科。

正如我不沾恋小学，我也不沾恋大学。学校生活于我只是失望，在那里得不到人的活的接触。出了大学我去Croydon，在伦敦相近，在一个新办的初级学校去教书，得一百磅一年的薪水。

是当我在克劳衣登时，那年我二十三岁，那个女子（她是我少年期主要的朋友，她自己也在她一个矿村的乡里当教师的），抄了我的几首诗，并不对我说，写了给English Review，那时郝拂Lord Madox Hueffer正做编辑，办得极光鲜的。

郝拂是再好不过的，他登了那些诗，还要我去见他。那女子把我，如此轻易的，放上了我的文学的路，像一个公主剪断一根线，下水一只船。

在四年间我早经在我的意识的地层里用力气，片断的掘得我的《白孔雀》。大部分我写了重写不下五六次，但总是间歇的想着才去写，从不把它看作一桩工程或是神圣的劳动，也从没有生产的呻吟。

我有兴就猛着来，写了一段，给那女子看；她总是说好，事后我发见这不是我的意思，重新再来过。但在克劳衣登我写得比较的有耐性，在教完书的晚上工作。

不管怎样书是写成了，四五年痉挛性的努力的成绩。郝拂知道了立即要稿去看。他当时就看，我不能不感念他的热心。那天我和他在伦敦同坐在公共车上，他提起他的怪声音在我的耳边喊：“英国小说能有的毛病你都有了。”

正当那时候一班人以为英国小说比到法国小说，毛病多得几乎连一个站脚的地方都不应该有。“但是，”郝拂在车上喊，“你有天才。”

这使得我要笑，这话听得滑稽。在早年那些日子他们时常对我说我有天才，倒像是安慰我，因为我没有他们自己的好能耐。

但郝拂不是那意思。我常想他自己也有一点天才。不管怎样，他把《白孔雀》的书稿送给William Heine Maun，他立即收下了，叫我删改四小行，这事情现在说出来谁都得笑，书印出时我可以拿到五十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