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铺展文化传承（第19/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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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这一切都写于十七八年前，也就是说，写于文革灾难刚刚离去，改革开放开始不久，人们的思想禁锢尚未解除，文化思维还很僵化的时代。这些观点中的一部分，在八十年代“文化热”的时候已有涉及，但“文化热”终究集中在部分文人学者间，而且涉及方式更多的是直接搬用外国的观念和方法。余秋雨先生所做的不仅仅是通俗化，而是通过自己的体验调动一般读者的体验，因此实现了真正的文学化、生命化和普及化。

事实已经证明，“文化热”中的那些介绍文章功不可没，但很快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人们再也不会去翻看，而唯一能长时间留下去的，也只有余先生的文章。它们验证了一个道理：任何一时的热潮如果真正上升到了文学，就能延续久远。

《山居笔记》在写法上与《文化苦旅》完全不同。《文化苦旅》由一个个废墟来带出文化感悟，对地点的依附性比较大，很容易被人看成是“因景抒情”的传统散文；《山居笔记》虽然也有空间引发因素，但却以一个个重要的文化课堂为构建之本，充满了学理思辩却又不是学术论文，近似学者随笔却又比同类文章长得多。在理性和感性的巧妙组合上，这肯定是余秋雨先生独创的文体。自《山居笔记》篇篇轰动后，文坛间追随、摹仿者很多，有的近于文学，有的近于史学，但几乎没有谁能在文学等级和历史气韵的浑然天成上赶得上《山居笔记》。

更重要的，是《山居笔记》在连载时出现的许多杂志竞相转载、每期成为街头巷尾人们热烈话题的景象。就广度而言，这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山居笔记》把一个个极为前沿的文化难题端到了广大民众眼前。

第一篇《一个王朝的背影》，恰恰是从审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主义灾难开始的。一般中国人从历史教科书里接受的“民族气节”和“攘夷情结”，最集中地表现为明末清初对满清王朝的强烈对抗。余秋雨先生勇敢地从自己出发，检讨了这种思维惯性和情感惯性，然后从人格意义上正面推崇了康熙皇帝，并对比了明代的皇帝，得出了有力突破民族主义历史观的现代结论。文章最后，又以汉族大学者王国维在清亡后的自沉来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文化挣扎。这篇文章一度在社会上产生的震撼程度，十分巨大。此文还产生了一大串副产品，即触发了近十年来“清宫电视剧”的热潮。如果不是余秋雨先生对康熙皇帝的论述广泛深入人心，这种热潮不可能产生，尽管这种热潮的方向与余先生的本意并不相同。

从这篇文章开始，《山居笔记》的每一个主题都是极尖锐、极迫切的。按照余秋雨先生自己在《借我一生》中简约的概括，全部主题具有严整的连贯性：

“借东北的流放者来讨论中国文化的生存灾难”——这是指《流放者的土地》；

“借渤海国的兴亡来讨论社会灾难与群体生命的关系”——这是指《脆弱的都城》。这篇文章，还首次鲜明地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城市文明的遗憾，因此也指出了文明转型中的一个重要关键；

“借苏东坡的遭遇来讨论社会灾难与个体人格的关系”——这是指《苏东坡突围》。这篇文章发表后被广大读者喜爱，各行各业的读者至今能熟背文中关于“成熟”的那段论述；

“借岳麓书院来讨论文化应该如何来救助愚昧的灾难”——这是指《千年庭院》。这篇文章表现了一部以“文治教化”来对抗社会灾难的千年史诗；

“借山西商人来讨论文化应该如何来救助贫困的灾难”——这就是名篇《抱愧山西》。这篇文章也首次以震撼性的叙述结构向全国读者描述了中国自发的商业文明曾经有过的气魄，以及它的寂寞和脆弱。这对于十几年前市场经济开始萌动的中国大地带来何种历史性的启示，不言而喻。这篇文章还从根本上改变了广大中国读者对于山西历史的看法，据说至今仍受到广大山西民众的感激。

——以上这些文章，被余秋雨先生本人概括为一个总题目：中国文化与社会灾难。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迄今仅有的研究灾难与文化的宏伟巨制。

《山居笔记》后半部分的文章，余秋雨先生确定的总题目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归宿。

这个题目的展现也很壮观。余先生说：“我借自己的家乡来讨论狭义的精神家园，借海南岛来讨论广义的精神家园”。这很明白，指的是《乡关何处》和《天涯故事》。

后面一组对比就气魄雄伟了：“借科举制度来讨论精神家园在官场化、世俗化过程中的变异，借魏晋名士来讨论精神家园在反官场、反世俗方面的固守”。这确实触及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归宿的核心部位，在余秋雨先生之前没有人作过这么深入的对比。令人惊奇的是，余秋雨先生不仅仅是借科举和魏晋来说精神家园，而且在对科举和魏晋的研究和描述上，也精彩备至、独树一帜，即使在这方面的专家，也难于望其项背。就我个人而言，则把《遥远的绝响》看作平生读过的文章中极少数最精彩的篇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