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铺展文化传承（第18/23页）

以上四点，我认为是余秋雨先生语言特色的核心，其他还有很多派生的或旁依的特色，在此不一一列述了。

我最后想说的是，语言人人会说，但还是人间的至高奥秘。几句平白无彩的话，却把素昧平生的读者深深吸引了，而大篇声色繁丽的句子，却无法让至亲好友读完，这是什么道理？一般人都认为语言只是工具，却不知工具也有“成精”的时候。语言是“成了精的工具”，同样的文字通向着截然不同的天地。在文学领域，有品赏语言能力的人，远远少于那些能对主题思想、人物塑造、情节结构作出议论的评论者。中国作家中可以把语言单独离析出来研究的对象并不太多，在五四以后，鲁迅、周作人、沈从文、朱自清可以，连大名鼎鼎的郭沫若和茅盾，在语言上仍有一般化之嫌。另有一些，则太怪异，把格局弄小了。

在延续多年的“批余风潮”中，几乎没有人批评过余秋雨先生的文学价值，当然更没有人研究他的语言。有人用骂人的口气说他的语言是全国最差的，这种语言本身就暴露了他的语言等级，以及语言等级背后的文化等级和人格等级。他们就像一群不会品茶的人闯进了茶馆，把茶叶说成是“最碎的树叶”，把茶水说成是“最浑的水”，实在是毫无办法。

◎余秋雨的思想价值

——朱庆华

余秋雨先生广受读者欢迎的一些文章，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就开始在上海《收获》杂志连载了。如果要问，这十七、八年间在文化思维上对中国大陆广大读者影响最大的是哪一个人？我想，只要不存在偏见的人都会承认，余秋雨先生一定名列前茅。

当然，思想深刻的学者不止他一个人，但只有他找到了具有社会渗透力的文学语言；反之，广受读者喜欢的时尚作品也不少，但那些作品大多缺少文化思维的深度。

正是在精英文化难于普及、时尚作品缺乏深度的双重必然中，余秋雨先生就显得特别难得、又特别珍贵。谁不想自己的作品既广受欢迎又不失深度呢？全国那么多人在努力，但只有他充分地做到了，而且一直领先十七、八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历史事件。

可笑的是，一些社会上最浅薄的文人经常会把余秋雨先生广受读者欢迎的原因说成是“媚俗”。这种颠倒说法由于迎合了中国文化界历来宣扬的所谓“深刻的东西不会产生广泛影响”的观点，也让不少人糊里糊涂地相信了。其实，仅仅看《文化苦旅》，就会发现事情完全不是这样。

且看下面这些例子——

第一，对于一个文明古国的文物，究竟应该看作全人类的遗产，还是看作一个民族的珍宝？《文化苦旅》第一篇就表现了“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的“两难”结构。这个结构，到现在，到今后，都是艰深和苦涩的。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广大普通中国读者接受这个悖论，具有可想而知的障碍，但是，通过余秋雨先生的笔力，大家大致接受了。从此之后，中国大陆的学术文化界很少再有人简单化地把斯坦因等人说成是“帝国主义强盗”了；

第二，历史上，最高的政治评价来自于战功，还是来自于利民？《都江堰》开宗明义提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这个论断直到今天还是冒险而备受争议的，但余秋雨先生作了雄辩的论述；

第三，中国的文化灵魂，应该集中居住在城市里，还是应该散落在大地间？《江南小镇》提出了一种既古典、又超前的构想。余秋雨先生主张文化智者应该拔离集中而逼仄的倾轧，以充分的自立和孤独走向真正的安宁；

第四，中国传统文化是通过什么样的艰难方式获得民间保存的？这种方式各有什么利弊？文化和生命的关系如何？《风雨天一阁》提出的是这么一系列艰深的课题；

第五，作为中国近代特殊成果的上海文明应该如何评价？被全国人民所诟病的上海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群落？他们在集体文化心理上有什么优点和缺点？这一系列问题非常复杂，社会上争议重重，余秋雨先生在《上海人》中由历史到文化，由宏观到微观，论述精辟，几乎一锤定音，至今无人能出其右；

第六，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的根本差距是怎么造成的？《夜航船》一文比较了中国明代的张岱和几乎与他同时代的法国的狄德罗，指出中国文人喜欢炫示文物典章的恶习与欧洲百科全书派立足开拓创新的区别；

第七，如何来看待废墟？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早早地提出，反对把所有的废墟刷新、修缮和重建。他说，中国历来缺少废墟文化，但是，“没有废墟的人生太累了，没有废墟的大地太挤了，掩盖废墟的举动太伪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