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成书后在泰晤士报上增添的文章和信件（第4/6页）

我怀念的另一样东西是孩子，非常怀念。不仅仅是我自己的——至少在周末我还能见到他们（以及很多其他孩子）：而是总体而言的孩子，城镇人口的一个部分和一项要素。也许在伦敦其他地方会不一样，但在这儿他们肯定变成了稀有品种。他们曾经是雏菊，如今却成了蜂兰。坐在公共汽车上，如果听见孩子的声音，你会愉快地抬起头四下张望，并且一路都舍不得将视线移开，特别是如果那孩子小得只会乱说乱动。不过当你看到那孩子腿上的防毒面具，你的兴致也减了一半。

周二的时候我去听了国家美术馆的第一场战时音乐会。那真是绝妙的体验。各式各样的人，老的小的，穿着时髦的和衣服破烂的，穿着制服和不穿制服的，士兵，护士，为救世军工作的女孩，打字员，办公室职员，塞着耳塞的老太太，还有盘着辫子的普通“音乐人”。大家全都挤在一块，坐在镀金的椅子上，坐在黑椅子上，坐在绿色帆布轻便折椅上，坐在白色肉色相杂的大理石地板上，甚至坐在钢琴台上；还有很多人站着，或者靠在镀金边框上，那儿原本是挂大型祭坛装饰画的。也许有些人去那里是出于好奇，不过大部分还是因为他们被强烈的渴望所折磨，对音乐的渴望，对通过情感重获宁静的渴望，以及在喧嚣刺耳的世界里对模式和秩序所带来的安全感的渴望。她弹得非常出色，发人深省，仿佛她是第一次发现——不，重现——音乐。巴赫，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很讽刺，不是吗？当德国人中的卑鄙无耻之徒将伤害强加于这世界时，人们投向那些伟大的德国人，在他们那里寻求心灵的慰藉。好多人都哭了，那场面如同一场布道会。它确实是，从某种角度来说。奇妙的是，她弹奏的每首曲子都有一种双重的可爱，仿佛她提炼出墙上消失的画作中的美，融入进她的音乐之中。那真是令人难以忘怀。

永远爱你的，

卡罗琳

一些看法

1939年10月19日

最亲爱的苏珊，

我收集了一两个关于战争的看法，也许你会想听听。我不是说政治上或战略上的，也不是说上周发生的或即将发生的；而是更私人（因而也更普遍、更重要）的方面。

首先，有一位J夫人，她坚持要待在伦敦，尽管她女儿想方设法要让她搬去什罗普郡。“赫尔伯特觉得把我留在这儿不道德，”她昨天说。（赫尔伯特是她那糟糕的女婿。）“他带着惯有的那种残忍、坦率的态度说，我会像空袭受害者一样令人讨厌。但是你看，我成为空袭受害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不太出门，而且已经把阅览室改成了一间很不错的防毒气避难所。相反，要是我去和赫尔伯特及桃乐丝住在一起，我肯定会变成令人讨厌之人，日复一日。我不喜欢乡下——尽管我承认它带来了很多上乘诗作——但我无法忍受赫尔伯特；至于桃乐丝，她是个可爱的乖孩子，虽然太喜欢乡下了点。对她我已经尽力了，有时我甚至希望她能和一个不那么相配的人结婚。但是她遗传了她爸爸，喜欢回归自然。

她说的当然完全正确。在乡下她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坐在壁炉边对着赫尔伯特发闷气，然后看看可怜的桃乐丝，就好像金盆洗手的走私贩看着那嫁给了税务官的女儿。但是在伦敦，她是所有朋友的宝贝。她大开房门，为刚下夜班的人们提供最可口的早餐（她也提供其他几顿饭）。她身穿一件优雅的红色天鹅绒下午茶礼服，在那间正对花园、镶有嵌板的长餐厅里用暖锅自己做饭。“我年轻时，”她说，“人们很早就醒了，这样才能早点起床做些有用之事。”有一天她还评价说，战争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废除了年老。我很愚蠢地问她是不是因为人们活不到变老的一天？她说不，当然不是：她的意思是，如果你不幸已经老了，那在战争期间你也根本不会意识到那点，因为——至少在现代战争中——你对生命的期待突然变得比其他人更少。

“我从来没想到，”我吃惊地说道，“你会害怕变老。”“通常来说我是不怕，”她承认道。“只不过有时我会惊恐地突然意识到，和我说话的人正在体谅我。那让我觉得自己已经老了。我永远都不要别人体谅我。特别，”她眼神发亮，然后补充道，“特别不需要赫尔伯特的体谅。”

这和艾格尼丝·灵菲尔德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啊。我几天前在斯隆街遇见了她。她坚持要带我去喝咖啡，然后她把双手撑在桌子上，一脸忧郁。“自从那天我们在特里萨家吃饭后我还没见过你，那天她还把我和那个可怕的小左派放在一起，他叫什么名字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