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成书后在泰晤士报上增添的文章和信件（第2/6页）

另一部记忆电影和这部同时播放着，而它唯一可循的痕迹就是纸上右手边的一排价格。这些手写数字在回忆的帮助下，精确记录了密涅瓦一家物质生活水平的起起伏伏。最初的两年他们花钱大手大脚，因为年轻无知，因为薪水稳定，也因为父母定期寄来津贴；随着克莱姆自立门户，他们就必须过得节约一些；后来克莱姆的事业似乎开始成功（但其实那是假相），他们便过于乐观地搬进了一座更大的房子。紧接着的那几年生活跌入了低谷，时日艰难；阑尾炎幸灾乐祸地和银行的最后通牒撞了个正；他们进入了专业人士阶层永远必须面对的两难境地：要么公开削减开支，要么继续虚张声势，以便在可能会成为客户的人面前保持形象。那几年，他们在外吃过晚餐后，会说不，谢谢，他们宁愿散散步然后打辆出租车，呼吸点新鲜空气对身体好；那几年，他们达成共识，把纪念币当成圣诞礼物送给彼此（因为他们无法在送给别人的生日礼物上削减过多开销），他们用大量彩色包装纸包好这些纪念币，在孩子面前郑重其事地交换礼物，打开后发出愉快的惊叹。他们倒不是需要纪念币；只是如果他们什么都不交换，孩子们会被吓到的。

最后一切又有了起色。克莱姆为桑德罗·博特曼造了一座不同寻常的乡间别墅，桑德罗一直和人提起此事，那让一切加速进展。托比出生的时候，他们已经有能力买下斯塔灵思，并雇佣唐斯一家照看房子。纪念币被正常的礼物取代，自从那时起，右手边一栏底部的总金额就一年年增长。不过，幸运的是，他们两个的记忆力都不错：每当有年轻夫妻和他们一起吃饭时，他们总会说，“是啊，当然：一个转角你就会遇上转机。”

密涅瓦夫人把最后一张纸叠在其它的上面，把它们全部重新夹在了一起。不，她不能扔了它们：那包含了她生活中太多部分。此外，无论人的记忆有多清晰，时不时把它们抛光擦亮也没什么坏处。你所忆之物构成了你自己：不多，不少。

她取出一页白纸，整整齐齐地在顶部写上：

“1939年圣诞节”。

战时和平

伦敦

1939年10月5日

最亲爱的苏珊，

为了找工作我刚回到伦敦，因为斯塔灵思现在似乎运作得非常良好，包括儿童房和被疏散到那儿的孩子，一切都很好。我还不知道我会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当然前提是如果我能找到工作的话。开车是个不错的选择。当然，我最期待的是为某个十分重要的秘密人物效力，驾驶一辆马力强劲的长车身汽车，载着他飞速前往神秘目的地。我的乘客会时不时看看手表，然后回过头来对我说：“加大油门，M夫人。”从后视镜里我应该会看见一辆超强马力的直排八汽缸车，伪装成卖杂货的面包车，快速追上我们……是的，当然，那就是我想要的工作。不过这种人要么正在消失——对此我应该感到痛惜——要么，这种可能性也更大，就是他是自己开车。

同时，我在帮忙做些我能找到的各种奇怪工作——给信封写上收件人和地址，卷绷带，等等等等——此外，我比自己能描绘出的要更享受回到伦敦的生活，这可真令人不可思议。

有件事很有意思。尽管泛光灯实验曾常常揭示出许多不为人知的建筑之美，熄灭灯火其实能揭示出更多。你虽然看不清建筑的细节，但是能第一次彻底看清它们的轮廓。那是在有一丝月光的时候。不过，即使没有月光，人们还是能靠听觉、触觉、嗅觉发现新事物。比如，我以前从来没注意到广场栏杆的设计如此迷人。现在通过触摸，我对它们了然于心。在街角闻到沙袋那潮湿的黄麻味，我就知道自己快到防空洞了。事实上，整个伦敦闻起来都有种令人惬意的黄麻味——哪怕是在室内，因为窗帘也要用到黄麻绳。那是世界上最好闻的气味之一：我猜，有一部分是因为它让人想起了孩提时用麻袋做的摇摇欲坠的帐篷。

至于气球[53]——你可能已经在报纸上读到很多关于它们的报道，不过我还是忍不住想跟你聊聊气球。它们是世界上最可爱、最温暖人心的伙伴。你知道，战争爆发后我就没在伦敦待过，五天前我坐晚班火车回伦敦，我承认自己当时真的很紧张。车窗外是宁静的金色落日，烘房像黑猫一般竖在那景色前，一路上，莎士比亚的《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里的那句可怜又可爱的台词不停在我脑中回响：

结束了，夫人；明媚白昼已消逝，

你我唯向黑暗行。

上床睡觉的时候我的小腿很酸痛，因为在车站被一辆手推车绊了一跤，此外，我很讨厌屋子里既没有克莱姆也没有孩子们，而且艾迪夫人看着越来越像约翰·诺克斯[54]；一切都如此令人讨厌。不过第二天一大清早，我望出窗外，看见那些又肥又小的银色鱼形气球漂浮在空中，那一刻，我深深舒了口气。它们真的很漂亮，不过——像小狗一样——它们把漂亮和骨子里的滑稽结合在了一起。它们时不时被收起来：表面上看上去像是要充气，实际上我怀疑是为了刮去附在上面的甲壳动物。我多么希望他们收起气球时，能在上面画上诸如中国龙之类的图案。我相信那会让它们更具威慑力。最棒的是（还没人告诉过我这点），在刮大风的夜晚它们会唱歌。那就像在一座抛锚停泊的船上睡觉，耳边伴随着绳索间的风声。唯一不同的是，谢天谢地，伦敦不会摇晃——或者说还没摇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