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成书后在泰晤士报上增添的文章和信件（第3/6页）

写到这儿，我已经释放了对气球的热情。Liberavi animam meam [55]，就像每次约翰叔叔无礼对待可怜的萨拉姑姑时他常说的那样。和许多知识渊博但脾气暴躁的人一样，他觉得一句拉丁标语就能让一切得到谅解。但是萨拉姑姑不懂拉丁文。真倒霉。

至于其他事情，我只能这么说，希特勒这个误入歧途的可怜虫，居然在战争期间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月的和平，让我们变得沉着冷静，也变得更加时髦，这简直是他人生中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当然，天生邋里邋遢的人还是会把自己的防毒面具弄得脏兮兮，不过那些平时穿戴整齐的人总能把它们变成积极向上的装饰品。我不仅仅是指弄来一只市场上兜售的昂贵精致的盒子，尽管我承认它们确实有用：我主要指的是大多数人已经学会了如何很有气质——气派十足——地戴上它们。走在伦敦街头，你可能会想，每个人好像都拿着一盒特制食物出去野餐。

还有件事：你知道在平时，如果秋天来伦敦，英国女士们都不会穿戴明亮的颜色。她们会用一种失败主义者的口吻嘟囔着“那儿有大雾”，同时收起夏天用的手袋、手套、围巾等饰品，然后，就像时装杂志里说的那样，卷起袖口，将自己淹没在黑色、海军蓝、深棕色、栗色的海洋里。今年，戴上那白色的“饰品”已经变得生死攸关——或者至少，关乎到你是健全还是负伤；你根本想不到现在这儿看起来有多振奋人心。不过那很奇怪不是吗？“保护色”的目的现在变成了将我们从背景中分出来，而不是把我们融进去。这场战争将不得不为这个过程引进一个新词，就像上一场战争引进了“伪装术”一样。

说到长筒袜，我记得特里萨去年说过，世界上最可怕的小灾难之一就是你的吊袜带在派对上松开了：你会感到非常不舒服，甚至还有点瘸，总之神思恍惚不知所措，直到再次把它们扣好为止。好吧，我想那是正是1938年9月与现在的区别。那时，我们无比清晰地听到松紧带发出一声令人不安的“乒！”。不过现在，我们有时间把它扣好了。面对这场战争，无论它多漫长多耗费精力，我们现在可不仅仅觉得是势均力敌。

他真是愚蠢，不仅让我们生气，还让我们感到无聊。这个国家百无聊赖之时，正是其真正危险之时。

永远爱你的，

卡罗琳

一周无月

伦敦

1939年10月12日

最亲爱的苏珊，

我现在意识到当我在上一封信里写到全城灯光熄灭时，我讨论的是我从未见过的东西。上周，哪怕月亮还没升起来，总还是有些许微光。这周没有月亮，彻底变得一片漆黑。

我还没在野外吃过饭。在没有月光的那几周里，我发现，人们表现得更像是在乡下生活，而且因为没有汽车，只能把自己的活动范围控制在能摸索到的邻里间。事实上，伦敦给人的感觉开始越来越像一座乡下小镇，有自行车铃的叮当声和马蹄的嘚嘚声，这两种声音一天天变得更普遍。夜晚，因为几乎没有车辆往来，人行道上噔噔的脚步声显得异常响亮：以前，你几乎听不见这声音。提到靴子（这次是真的提到）[56]，你真是不知道步行对改善体型有多大的帮助。刚长出啤酒肚的男人们，皮带上方开始出现救生圈的女人们，现在都变得十分窈窕。至于克莱夫·普理查德，他每天骑自行车去办公室，现在看上去一点也不胖。骑自行车似乎能令人变得谦虚；我猜可能是因为骑车时人得一直稍稍弯下腰。

另外我注意到，人们开始充分利用沙袋堆成的宽阔路障，舒服地坐在上面晒太阳吃午餐。直到现在，咖啡桌仍不能放在室外，“因为它们会阻碍人行道。”不过现在，不管愿不愿意，人行道已经被阻碍了；英国人终于发现了在新鲜空气中一边看着行人经过一边吃东西的乐趣，他们不可能再允许别人不经同意就把他们困在室内。

有两样东西很令人怀念，第一件令人些许怀念，第二件令人相当怀念。第一件是金色的窗户。过去那些窗户非常可爱，在刚点上灯却还未拉上窗帘的这段时间里，如果走在街上，你时常能瞥见别人的生活：一张铺有红色桌布的厨房餐桌，一个胖厨子坐在桌边费力地写着信；或者底楼的一间客厅，干净整洁的房间里摆满了显然是结婚礼物的东西，一位新嫁娘令人感动也有些略带傲慢地坐在里面缝东西，你能看见她的耳朵在聆听是否有门锁钥匙的转动声；或者一位坐在炉火边玩填字游戏的老人，他刚度过了一个空虚的下午，还有一个空虚的夜晚要打发。偶尔，要是运气非常好，会看见一间正在举行孩子生日聚会的餐厅；蛋糕上围了一圈发光的蜡烛，桌子边围了一圈发光的脸庞；有一张脸比别的都要更闪亮，如同戒指上的宝石。不过现在这些都消失了。突如其然地，房子直接从白天跳到了夜晚。再也见不到那些事物了；只能靠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