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的萌起（第20/42页）

建筑家、雕塑家和画家们，我们应该转向应用艺术。

艺术不是一门专门职业，艺术家与工艺技术人员之间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艺术家只是一个得意忘形的工艺技师，在灵感出现，并且超出个人意志的那个珍贵瞬间，上苍的恩赐使他的作品变成艺术的花朵，然而，工艺技师的熟练对于每一个艺术家来说都是不可缺乏的。真正的创造想象力的源泉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让我们建立一个新的艺术家组织，在这个组织里面，绝对不存在使得工艺技师与艺术家之间树起自大障碍的职业阶级观念。同时， 让我们创造出一栋将建筑、雕塑和绘画结合成为三位一体的新的未来的殿堂，并且用千百万艺术工作者的双手将它耸立在云霞高处，变成一种新的信念的鲜明标志。”

开办包豪斯的时候，格罗皮乌斯的政治立场鲜明并且“左”倾，具有战后德国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革命态度。对于机械化大批量生产，他的态度是矛盾的，虽然在不少场合，特别是向魏玛政府解释包豪斯的合理性时，他对大工业生产表示重视和支持，但是，在他的内心却依然有大战留下的对于机械的阴影，这使得他对于机器和大工业化生产抱着明显怀疑态度。1919年，他在莱比锡的一次讲演中强烈谴责对于机器的崇拜可能存在的潜在危险性。并在另一次讲话中提到：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任务是消灭商业主义的罪恶，创立为人民设计建筑的积极精神。

格罗皮乌斯在早期虽然有比较强烈的“左”倾色彩，但是在包豪斯的教育上，他则一直坚持非政治性。他能够把个人的思想立场与学校的教育结构、教育体系分开，对于教育而言，是很重要的。他在1920年6月给朋友的信中提到：“我想在这里建立一个非政治的社区（Community）。”明确了包豪斯的非政治性基础。

对于格罗皮乌斯来讲，包豪斯是一个微型理想社会的试验，因此虽然学院初办时困难重重：缺乏经费、教学的基本设备严重匮乏、没有基本的生活设施（没有宿舍，连暖气都没有）；不仅经常遭到社会上右翼力量对学校的指责，还要面对原来美术学院的留用人员认为新学校反对绘画传统、不进行传统的美术教育的指控。但格罗皮乌斯却依然在整个教学安排和学校建制之中，贯穿这种社会试验的思想。比如他批准学生可以在学校的董事会中占有两个席位，参与讨论学院的问题；他要求学生组成一个学生会联盟组织，把学生团结起来，互相帮助，组织各种活动，内容从举办讲座到星期六的郊游等等，尽量使学生参与学校的决策，以达到民主化的目的。

格罗皮乌斯撰写的包豪斯的成立宣言。

格罗皮乌斯设计的1922年包豪斯课程安排表。

魏玛包豪斯的陶瓷工场，（1923）。

早期包豪斯的教学体系，在格罗皮乌斯的思想指导下，直接以约翰尼斯·伊顿（Johannes Itten, 1889—1975）的基础课概念为主导。在基础训练中，伊顿在寻求建立艺术和设计直接的近似性、科学性的基础的同时，也照顾到艺术的主观性，得到同为表现主义画家康定斯基（Wassily Wassilyevich Kandinsky，俄文原名：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Канди́нский ，1866—1944）的支持和推动。正因为康定斯基的坚持，所以在1922年伊顿辞职之后，基础课在包豪斯还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虽然人们更多地强调伊顿基础课和传统的决裂，但事实上，包豪斯的基础课更多的是渐变型的、兼容型的，基础课从科学的角度来培养学生对形式、色彩的认识，同时也给艺术创作提供了一个宽泛的基础。

早期的格罗皮乌斯本人并不反对表现主义艺术，也曾经提出过手工艺人中的佼佼者是可以上升为艺术家和雕塑家的，对伊顿的基础课亦给予支持。不过到1923年前后，他开始转而重视建筑本身，而不认为艺术具有那么重要的意义了。这一年，格罗皮乌斯提出新时代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的，这是工业化时代，是机械时代，是汽车时代，是经济产品的时代，是批量化生产的时代，建筑应该是机械世界、无线电时代和汽车时代的核心。他希望能够创造一种适应时代需求的新建筑，建立起一种能够继承手工艺传统、同时便于大规模批量生产的设计系统来，并将此作为包豪斯的主要目的。

1．教员的组成

魏玛时期的包豪斯是一个集建筑学校、手工艺学校、人文学校于一体的教育机构。

从1919—1924年，格罗皮乌斯聘用了9位基础课教师——称为“形式导师”（Master of Form），其中有8位是画 家。包括：瑞士画家约翰尼斯·伊顿，德国裔的美国画家里昂内·费宁格（Lyonel Feininger, 1871—1956），德国雕塑家杰哈德·马克斯（Gerhard Marcks, 1889—1981），德国画家、建筑师乔治·穆什（Georg Muche, 1895—1987），德国画家、雕塑家、设计师奥斯卡·施莱莫，瑞士画家保罗·克利（Paul Klee, 1879—1940），匈牙利画家拉兹罗·莫霍利-纳吉，罗沙·什莱耶（Lothar Schreyer, 1886—1966），俄国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等人。他们虽然都是画家，但都具有改革的思想和志向，他们不但没有把学院带上传统的美术教育的老路，反而协助格罗皮乌斯建成了一个新型的设计教育体系，形成包豪斯进行设计教育改革的核心。志同道合的理想，使格罗皮乌斯拥有了一批在当时的欧洲能够找到的最强大的设计与艺术改革的试验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