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戒石鉴镜（第6/15页）

杰出的人物无法复制，有一个赫德已然足够。因为，他的确没有辜负恭亲王的殷切希望。1899年，海关税收达到了惊人的三千万两白银，比他入主海关时的六百万两，翻了五倍。赫德管理下的海关创造了一个神话，几乎占了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而在这漫长的36年中，整个海关所发生的贪腐弊案，只有区区五起。

可是，一花独放不是春，再多的银两也无法填补这个帝国的千疮百孔。就在1898年，恭亲王怅然离世，他苦心经营几十年的“洋务新政”（洋务运动），随着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黯然收场。

这样的结局，赫德始料未及。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场他曾经无比看好全力辅弼的变革，会被后世的学者揶揄为“跛足运动”。不过，相较晚清衙门的腐败成风，无官不贪，洋海关却能做到廉洁高效，赫德也算对得起恭亲王与大清了。

民国反腐“肌无力”（上）

法制悄然起步

民国鼎革，共和肇建，作为创建者，孙中山痛恨贪腐，决心肃清之。他从宣誓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那一刻起，就开始致力于构建反贪腐的机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表示，南京临时政府将以“诚挚纯洁之精神”，施行廉洁、统一、合理之财政政策和措施，“此后国家经费，取给于民，必期合于理财学理，而尤在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是曰财政之统一。”革命初成，新政肇始，领导人抱有清明吏治、振兴政权的决心和信心。依据三权分立原则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试图减少因没有制约而滥用权力的贪污腐败行为的发生，较好地体现了民主、权力的制衡及廉洁、反贪的精神。无奈新政苦短，革命党人的一腔抱负未及实施，也无法检验其是否适合中国，短短的三个月后，孙中山被迫让位，一切反腐条文皆成故纸堆。

1912年3月，北方大地乍暖还寒，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从南京迁至北京，史称“民国北京政府”或“北洋政府”。这个政府的政治架构和法律体系尚不完善，就监察制度而言，其力量就显得十分薄弱。各级官吏违法渎职的情况日益增多，利用职权卖官鬻爵、贪赃枉法的各种丑行屡见不鲜。深谙封建官场旧习的袁世凯这样形容当时的大小官吏，“或偷懒旷官，或瞻循误事，或奢靡害俗，或嬉游耗时”，如不及时整治，危害甚烈。

《临时约法》规定，国会对行政权力享有监察权，迁都北京后，袁世凯效仿清政府的都察院，专门开设了平政院作为监察纠弹机构,直接隶属于大总统。设立平政院,将中国传统御史制度与西方行政法院制度糅合在一起，利用比较公开的方式监察行政官吏，为“民告官”提供了制度保证，对于提高人民的权利意识起到了推动作用。平政院处理的案件对象，从书吏到县知事、道尹、省长、都督、部长乃至国务总理皆有，在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中，可谓开天辟地。

接着，袁世凯着手完善北洋政府检察系统，效仿御史制度，成立了肃政厅，负责纠举违法渎职官员，而纠弹处理权则掌握在他的手中。厅长官为都肃政史一人，设肃政史16人。时人称都肃政史和肃政史为“都老爷”，即是沿用对前清左都御史和给事中御史的称谓。这个针对官员腐败的监察机构直接对袁大总统负责，按照《官吏犯赃治罪条例》，对赃官的处罚很重，其中第二条规定：贪赃500元或1000元以上，即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肃政厅存在时间不长，1914年3月成立，1916年6月裁撤。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肃政厅雷厉风行地执行职务,全方位介入国家事务，查办了400多个省级官员的案子，在整肃官纪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14年6月代理都肃政史夏寿康等纠弹京兆尹王治馨纳贿贪赃案，王治馨最后被判处了死刑。民国初的京兆尹，相当于北京市市长，属于正部级官员，其职位之高，在当时的腐败弹劾案中实为罕见。该案办理速度之快，涉及关系之广，成为奇案大案，却也依稀可辨幕后的那只看不见的手。

人治仍是主导

王治馨在前清时就曾因贪污被袁世凯下令斩首，经多方说情方幸免于死。其后，王攀附上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追随其投身警界，一路官运亨通。

王治馨原本就有的贪赃受贿的恶习，并没有因为民国来了就有所改观。在京畿最高长官——京兆府尹任上，他越发肆无忌惮了。京兆府当时所辖24县，除一个县令因有强大后台未向王行贿，其余23个县的县官每人都向其“孝敬”，其赃款共达五万以上。如此大规模的受贿，即使在清朝200余年间也是鲜有所闻。此外他又买卖官职，明码定价，第一等县为五千，二等三千，三等两千，影响恶劣。王治馨贪得无厌，且生性狂妄，在一次宴会上，他和一名肃政史官员聊天，谈兴所至，竟然逞一时之快谈及自己贪赃纳贿的各种情由，丝毫没有顾虑对方的身份。然而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位肃政史官员随即展开调查，并对王进行弹劾。王治馨闻其恶行败露，迅速将有关证据毁灭殆尽，导致此案久悬不结。后来经肃政史调查簿记，又查出王治馨委托一家商号代办税款等违法事实，于是又提出纠弹，此案后交司法部，终于水落石出，王无从解释，锒铛入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