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第9/13页）

“我”还看到夕光在胡同里布下的阴影，也看到了那些蝙蝠在夕光照耀下的金色翅膀（“镀上了金衣”），“它们翻飞在那油漆剥落的街门外/对于命运却沉默不语”。一种沉静、忍受的气质油然生起，在这个时候，蝙蝠已经不再邪恶丑陋，而是带着某种让人警醒的神喻。诗人感到，“一只蝙蝠/正是一种怀念”，他浮想联翩，思绪回到了少年时代，“在那片城区，在我长大的胡同里”，“久久停留”……

这是一首与“过去”相关的诗篇，诗人从小小的、在人们看来是“不祥”的蝙蝠入手，逐渐将读者带回丰富、饱满而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少年时代。那是一个简单、朴素、友好得令人怀念的时代。在这个喧嚣而匆忙的社会，人们为了生活和欲望疲于奔命，已经没有多少空间用于回忆和思考。他们变得固执、冷漠、封闭，不再关心身外的环境，而在这样的状态下，诗人对被忽视的小生物投去温柔的一瞥，并且感受到了冥冥中的启示。蝙蝠“挽留”住了诗人的目光，诗人的作品也挽留了我们的注意力。从对生活与命运的揭示与思索中，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意味深长的答案。

六

评论家程光炜认为，西川的诗歌资源来自聂鲁达、博尔赫斯和庞德。我不知道什么叫“诗歌资源”，它指的是题材、技巧还是精神的传承，抑或是其他的什么？印象中聂鲁达的诗歌热烈而大方，不吝啬激情，却相对漠视技巧，读他的诗像思维在疾走。同为长诗，著名的《马楚比楚高峰》也不如帕斯的《太阳石》和瓦雷里的《海滨墓园》来得深沉。西川的诗从来没有跑步的感觉，只是不匆不忙，闲庭信步，甚至踯躅慢行。艾青某些诗的“资源”倒更有可能来自聂鲁达，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时势所决定的。庞德，一个语言的锻铸师，一个“野心勃勃”的“泛诗歌”天才，后一点与西川相似。博尔赫斯比西川神秘，他的诗歌里有谜语般的诱惑力，这一特长西川作品也具备，但相比之下没有前者丰富。两人的书卷气倒相当接近，西川的确“有某种介于现代诗人和博尔赫斯式图书馆馆长之间的气质”（程光炜语）。

西川对博尔赫斯的喜欢程度，几近崇拜，在很多个场合，西川列举自己欣赏的作家作品时，博尔赫斯名字的后面，总会加一个括号，写着“所有作品”。

在《与书籍有关》中，西川曾讲述过他与博尔赫斯的缘分：1990年12月1日黄昏，西川送别朋友后，独自往回走，路过西单十字路口南侧的中国书店门市部，便拐进去看书。发现架上有博尔赫斯的《迷宫》。西川如获至宝。拿到手中后才突然想起自己身上只有3元钱，一看定价，正好3元，高兴得“差一点晕了过去”。

这样说来，程光炜的论断似乎也不无道理。只是这样的结论意义不大，一个中国诗人如果不在国外找到“资源”或“偶像”是否就无法下笔呢？一谈到某个中国诗人就首先为其在西方找出一个“老师”或对应者，除了能够证明评论者的博学，还能说明多少问题？阅读虽然重要，却永远无法代替个人的天赋和生活经验，屈原和李白的诗歌资源来自于哪个外国诗人？

有意思的是，评论家陈晓明则认为西川“深受欧美象征派诗人叶芝、瓦雷里、梅特林克等人的影响”。两个著名评论家列举的名字没有一个重合，不知道哪一个更有道理？西川对这些论断是否认同？

也许，西川对这些论断只能是部分的认同，西川的“诗歌资源”不仅来自于对外国诗歌的深入阅读，中国几个优秀的古代诗人和外国文学大师也曾给他无尽的启发。在回答意大利汉学家米娜的提问时，西川坦承了自己的“师承”：“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我早先推崇的是李白（其语言幻象）、屈原（其结构特点）、曹植（其书生意气），后来又加上了陶渊明（对个人完整性的维护）、杜甫（限制中的自由）和韩愈（他应对影响的方式）。在西方诗人中，我喜欢布莱克以及与布莱克有关联的诗人，如叶芝（幻象、神秘）和庞德（泥沙俱下，先知式的积怨，文化视野）。对布莱克系统有修正意义的诗人如博尔赫斯（精确、智力形态）、史蒂文斯（虚构，智力形态）也是我所敬重的。一般说来，我的诗歌胃口良好。我并不反感那些纯粹的抒情诗人，如兰波、特拉克尔、加西亚·洛尔加、聂鲁达等。”

西川是诚实的，如果我们将叶芝和史蒂文斯的某些作品与西川的某些作品对照着阅读，我们的确可以从中发现在形式或内容上的细微合拍之处，比如叶芝的《丽达与天鹅》相对于西川的《十二只天鹅》，叶芝的《当你老了》相对于西川的《一个人老了》，史蒂文斯的《观察一只乌鸫的十三种方式》相对于西川的《鸽子》。不过，这些只能说是西川的“习作”或“准备期”的作品，比如《鸽子》创作于1983年或1984年初，那时西川的风格还远未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