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第7/13页）

最精彩的是西川转述的邹静之的故事——

《诗刊》编辑、诗人邹静之给我讲过另一个疯子的事。有一段时间，他每天都能收到一封电报。电报内容与一般言简意赅，诸如“李克明5月19日乘666次车到京请接站”之类的东西不同，而是具有一种抒情性的缥缥缈缈，比如“秋天来了，树叶红了”。这种违反常识的电报让人摸不着头脑，让人觉得自己被一个躲在暗处的、意图不明的人给盯上了。静之的不安一天比一天强烈：“每天你桌上都摆着这样一封电报，你想想那会是什么感觉！”随着静之的不安逐渐变成恐怖，恐怖的电报就来了：“我在逃亡。有人要在密林里杀死我。”此后的电报一封比一封血腥。静之努力控制自己，不去读桌上那血淋淋的电报，但鬼使神差，他又总是控制不住，他觉得自己正被一步步拖向疯狂。但后来电报不来了，静之松下一口气，可同时内心也有了些空落落，觉得一个故事没有结尾。一天，静之在文联大楼里的《诗刊》编辑部接待了一位浙江青年诗歌作者。那人问静之：我拍给你的那些电报你都收到了吗？静之大吃一惊，原来那些血淋淋的电报都是眼前这个人拍的。可看他的样子，正经的文学青年，老实巴交，不像个爱搞恶作剧的家伙。那人与静之聊了半天诗歌与诗坛，一切正常，只在临告别时脸上露出了狡猾的，也可以说是白痴的，也可以说是疯狂的微笑。他低声对静之说：“我留在《诗刊》的稿费你就随便花吧！”此人曾给《诗刊》投过许多稿，但从未在《诗刊》上发表过，哪儿来的稿费！这下静之看得清清楚楚：一个疯子！

经历了无数类似的遭遇之后，西川得出一个结论：凡是太像诗人的肯定不是诗人，至少不是好诗人。

为了避免类似的骚扰，西川在办公室的门上贴了一纸告示：“来人谈话不得超过一小时，饭食自理。”当然，这样的告示对于某些“热情”过度的客人来说，形同虚设。

西川的第一部个人诗集《中国的玫瑰》出版于1991年，这是一本“半自费”的诗集，印数只有300册，至今仍被西川称为“没有必要存在的诗集”。

1993年6月，西川调到中央美术学院工作。当时西川刚满30岁，但已成为新一代青年诗人的偶像，人们时常可以在《花城》、《诗歌报》、《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名刊上看到他的名字。当时最受青年诗人喜欢的安徽《诗歌报》月刊，每出现一次西川的作品，我都会捧读半天。即使是后来西川几乎没有再提起过的组诗《南风》和《黄昏三章》，也读得我们如醉如痴。

西川曾在《水渍》一书的“后记”里透露过他离开新华社的原因：“最简单的一个就是海明威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你搞文学，那么你应该受到过新闻训练，但是新闻训练的年头不能超过九年。’”那个时候，西川在新华社正好工作了8年半，所以他想换个单位。

拿海明威的话来说事，自然有玩笑的成分，在我看来，西川是意识到了新闻工作的思维模式和文学的内在要求有冲突，才决定调到高校工作。调到高校之后，西川那些天马行空的长诗纷至沓来，不知道是不是高校的环境让习惯了新闻工作的诗人感到空前解放的缘故。而此前他的作品除了《致敬》等一两首长诗，其余的基本上都是比较严谨的短诗。

因为《中国的玫瑰》印数极少，“粉丝”们无缘一见。1993年8月，万夏和潇潇编的两厚册《后朦胧诗全集》，大大缓解了读者饥渴的阅读愿望。《后朦胧诗全集》装帧之豪华、规模之庞大，在新时期诗坛前所未见，西川有40首诗收入该书，等于是一本小诗集的篇幅。

在随后的几年里，西川继续在《花城》、《人民文学》、《大家》、《作家》、《山花》等名刊发表长诗、组诗和诗论，并获得了“《人民文学》奖”、“《山花》理论奖”、第二届“现代汉诗奖”等奖项。他编辑的《海子的诗》也于199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现在，这本诗选已经多次重印，销售了近20万册。

仅就著作的出版而言，1997年是西川最为辉煌的一年。这一年的前8个月，西川出版了5本诗文集和由他编选的《海子诗全编》，差不多每月一本。这5本诗集和文集分别是改革出版社出版的诗集《隐秘的汇合》，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的诗集《虚构的家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集《西川诗选》（1999年再版时更名为《西川的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大意如此》，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随笔集《让蒙面人说话》。在后来的十多年中，每隔两三年，西川都会有著作出版，但再也没有发生过一年出版6本书的奇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