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 书里的女人与女人的书(第17/21页)

,而且都会和他一样仰慕她,依赖她。施莱尔女士后来嫁给了她的意大利音乐教师,约翰逊博士为此烦躁、痛苦得几乎发疯,因为一旦没有了斯特里罕的那些美好的夜晚,他的生命之火便「像熄灭了一样」,暗淡无光。

其实,不用说约翰逊博士、歌德、卡莱尔或者伏尔泰这样的非凡之人,普通人——尽管感觉远不如他们敏锐——也同样能领悟到女人身上那种极其微妙的天赋和高度发达的创造力。就说一个人走进房间吧,这太简单了——但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要她说出自己走进一个房间时的感受,不仅英语词汇需要大大增加,还需要打破常规,让词语像鸟一样自由飞翔,自由着陆。房间和房间是大不一样的;有的安静,有的热闹;有的面对大海,有的正相反,通往一个小庭院;有的挂满要洗的衣物,林林总总;有的饰有丝绸帷幔,生趣盎然;有的像马鬃一样粗硬,有的像羽毛一样细软——总之,只要你随便走进哪一条街上的哪一个房间,马上就能感受到那种复杂、微妙之极的女性天赋。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因为数百万年来蛰居室内的是女人,所以到了今天,房间里的每一堵墙上都浸透了她们的创造力;确实,这种女性创造力现在已非家庭的砖墙所能承受了,所以它必须寻找新的领地——那就是写作、绘画、商业和政治。尽管女性创造力和男性创造力大不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假如轻视或者浪费这种创造力,那实在愚蠢之极,因为这是女人经过几百年最严酷的磨难才获得的,是任何其他东西无法取代的;反之,假如女人和男人一样生活,一样写作,甚至长得也像男人一样,那也同样愚蠢,因为只要考虑到世界之大和事物之多,我们就会明白,没有两性各有的优势,单靠一种性别能对付得了吗?教育的目的难道不就是要使人与人之间区别凸显出来吗?总不见得是要把所有的人都弄得差不多吧?事实上,我们所有的人本来就是差不多的;所以,如果真有探险家能带回消息说,某地有和我们截然不同的两种性别的人,他们蹲在和我们这儿截然不同的树枝上望着和我们截然不同的天空,那么这位探险家倒真是对全人类做出大贡献了;而且,还可让我们额外地开心一阵,看看某教授听到这消息后怎样气急败坏地自量身高,并以此来证明他要比那些人「高一等」。

我坐直着身体,依然停留在那一页上,心里想:玛丽·卡米盖尔只要作为一个观察者便可完成自己的作品。当然,我也有点担心,怕她会受到诱惑,会成为那种我觉得没多大趣味的自然主义小说家,而不是那种思想深沉的小说家。对她来说,有那么多新事物可以观察。她将不必再限于那些体面的中上层家庭。她将不再好像是自降身价,而是完全以伙伴的态度走进那些洒过香水的房间,那里正坐着交际花、妓女和抱着哈巴狗的女人。她们穿着俗里俗气的现成服装坐在那儿,若是个男作家进来,当然只能拍拍她们的肩膀;但玛丽·卡米盖尔却可以拿出自己的剪刀,把她们的服装修剪得处处合身。而当这些女人显露出她们本来的样子时,那情景一定会令人惊讶——但我们必须稍等一下,因为玛丽·卡米盖尔仍可能抱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仍可能会在我们野蛮的性传统所认为的「罪恶」面前停下来。她仍可能戴着那副古老而丑陋的等级脚镣。

然而,大多数女人既不是妓女,也不是交际花;她们在夏天也不会呆坐一个下午,还把一只哈巴狗抱在自己脏兮兮的丝绒胸衣上。那么,她们在做什么呢?我脑子里立即出现了河南岸的某个地方,那里有一条条长长的街道,有无数排房子,住着无数的人。在我的想象中,我看见有个很老很老的女人和一个中年女人——大概是她的女儿——手挽着手穿过街道。她们穿着靴子和毛皮大衣,很得体,看来那天下午她们一定非常隆重地把自己打扮了一番,身上的毛皮大衣是每年夏天收放在柜子里的,所以现在还散发着樟脑味。她们穿过街道时,路灯亮了(因为她们喜欢黄昏),这时她们必出来散步,而且年复一年永不改变。那个年老的女人将近80岁了;但是你若问她这一辈子什么事最有意思,她会说,她记得巴拉克拉瓦战役胜利时,街上到处都点着灯;或者说,爱德华七世出生时,她听到人们在海德公园里放礼炮。然而,要是你正好知道这两件事的准确日期,接着问她:那么在1868年4月5日或者1875年11月2日,你在做什么?她一定会露出一副茫然的神色,说她根本就不记得了。因为她每天做的事都一样,做饭、洗杯碟、送孩子上学,最后把孩子养大成人。她所做的一切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关于她,没有哪一本传记或者史书会提一词;历代的小说呢,虽非本意,却又不得不说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