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全集：第三卷（第20/29页）

但孤桐已经自认他只是一个“实际政家”，他的职司，用他自己的辞令，是在“操剥复之机，妙调和之用，”这来我们其实“又何能深怪？”上当只是我自己。“我的腿是泥塑的，”安琪儿自己在那里说，本来用不着我们去发现。一个“实际政家”往往就是一个“投机政家”，正因他所见的只是当时与暂时的利害，在他的口里与笔下，一切主义与原则都失却了根本的与绝对的意义与价值，却只是为某种特定作用而姑妄言之的一套，背后本来没有什么思想的诚实，面前也没有什么理想的光彩。“作者手里的题目，”阿诺尔德说，“如其没有贯彻他的，他一定做不好；谁要不能独立的运思，他就不会被一个题目所贯彻。”（Matthew Arnold：Preface to Merope）如今在孤桐的文章里，我们凭良心说，能否寻出些微“贯彻”的痕迹，能否发现些微思想的独立？

八

一个自己没有基本信仰的人，不论他是新是旧，不但没权利充任思想的A袖，并且不能在思想界里占任何的位置；正因为思想本身是独立的纯粹性的，不含任何作用的，他那动机，我前面说过，是在重新审定，劈去时代的浮动性，一切评价的标准，与孤桐所谓第二者（即实际政家）之用心：“操剥复之机，妙调和之用，”根本没有关连。一个“实际政家”的言论只能当作一个“实际政家”的言论看；他所浮泅的地域，只在时代浮动性的上层！他的维新，如其他是维新，并不是根基于独见的信念，为的只是实际的便利；他的守旧，如其他是守旧，他也不是根基于传统精神的贯彻，为的也只是实际的便利。这样一个人的态度实际上说不上“维”，也说不上“守”，他只是“玩”！一个人的弊病往往是在夸张过分；一个“实际政家”也自有他的地位，自有他言论的领域，他就不该侵入纯粹思想的范围，他尤其不该指着他自己明知是不定靠得住的柱子说“这是靠得住的，你们尽管抱去”，或是——再引喻伊索的狗——明知水里的肉骨头是虚影——因为他自己没有信念——却还怂恿桥上的狗友去跳水，那时他的态度与存心，我想，我们决不能轻易容许了吧！

列宁忌日——谈革命

我这里收到陈毅曲秋先生寄来一篇油印的《纪念列宁》，那是他在列宁学会的谈话稿，开头是：

1，列宁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逝世，到了现在恰两周年，值得我们纪念。

2，在这一年中的中国，国内的国民革命运动一天一天的高涨扩大，五卅运动的爆发，反奉战争的胜利，全国驱段要求国民政府的普遍，广东革命政府对内肃清反革命派对外使香港成为荒岛，这些重要事件都是列宁主义在俄国得了胜利后的影响且为所促成。在这重要事件中尤其重要的是工农阶级表现了他的领导国民革命的力量，使一般敌人惊吓恐惧。而他自身更可称述的还在认识了他自己的党——中国共产党。所以他——工农阶级——得在中国共产党指导之下取得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是什么？那就是他的领袖列宁生前所训练所指导的第三国际党的中国支部。这支部以列宁主义为武器，这一年间在中国从满洲里到广州使帝国主义损失。明白的说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八十多年，到了现在——世界革命领袖列宁逝世之第二年——才受了大打击，至少丧失了一块久为他的殖民地的地盘。

陈先生的，是一个鲜明的列宁主义信徒的论调。他肯定，（一）列宁主义，或第三国际主义，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唯一的希望，打倒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唯一的武器；（二）中国共产党是间接受列宁孵育的；（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农工阶级的党；（四）国内国民革命运动是共产党，就是农工阶级，领袖指挥的；（五）因此，所有我们国民革命运动的成绩，如上文列举的，直接是中国共产党的功劳，间接是俄国革命或列宁自身的灵感。

我们不来争功。睡梦是可怕的，昏迷是可怕的；我们要的是觉悟，是警醒我们的势力。不论是谁，不论是什么力量，只要他能替我们移去压住我们灵性的一块昏沉，能给我们一种新的自我的意识，能启发我们潜伏的天才与力量来做真的创造的工作，建设真的人的生活与活的文化——不论是谁，我们说，我们都拜倒。列宁，基督，洛克佛拉，甘地；耶稣教，拜金主义，悟善社，共产党，三民主义——什么都行，只要他能替我们实现我们所最需要最想望的——一个重新发见的国魂。灵魂（Soul）是一个便利的名词；它并不一定得包涵神秘的宗教性的意义，那就太窄，它包括的是一切有意识有目的的动作。一个人是有灵性或是有灵魂的，如其他能认识他自己的天资，认识他的使命，凭着他有限的有生的日子，永远不退缩的奋斗着，期望完成他一已生活的意义。同样的，一个民族是有灵魂的，如其它有它的天才与使命的自觉，继续的奋斗着，期望最后那一天，完成它的存在的意义。但觉悟只是一个微妙的开端：一个花籽在春雷动后在泥土里的坼裂：离着有收成的日子，离着花艳艳果垂垂的日子正还远着哪。即使我们听着了坭土里生命消息的松脆的声响，我们正应得增加我们责任的畏惧心；在萌芽透露以后可能的是半途的摧残，危险多的是，除是傻子，谁都不能在这最紧要的关头存一丝放任的乐观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