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文（第15/35页）

“好久不见了呢。”

“不是前礼拜曾来过吗？”

“喔，是的，你似乎又瘦了一点。”

“我觉得天天消瘦下去，你猜我几岁了？”

“二十三四吧。”

“二十一，你怕不会相信？”

“那有什么不可信的？”

“你已三十多，但看来，还是你年轻。”

“你瞎说！”

看我很不乐，他总是笑着，走近我的身边说：“你太沉闷了，我实在替你担心。你真像一个乡下的孩子！你应该多结交朋友，正当花时的青年，还不应该像花草一样的新鲜吗？”我听他讲，点点头，但还是沉默。在这种使人难过的氛围中，他不是朗声地念几句英文诗，就是看一看钟说：“快十二点了，我们吃饭吧。”

吃饭的情形，我也是永远忘不了的。一上桌，不知怎么的，我就显得很拘束，眼睛看着碗，仿佛不好意思大胆吃菜的样子。看了我那一筷是一筷，一瓢是一瓢，严谨到极了的举动，似乎很使他不安，大声地叫“家槐吃火腿”，“家槐吃鱼！”看到我不动，也不回答，于是他就替我夹了一大箸，放上我的碗。有次他要我吃虾，我回答说：“我不会，因为我不惯。”“这有什么不会的——”他很温蔼地笑着说，“只要咬去就行了。”

今年夏天的一个早上，我在电车上忽然头昏脑胀地感到一阵眩晕，原因是中痧。在郁达夫先生家里吃了十滴水，就觉得比较清爽，到成和村的时候，已经全好，不过还有点软弱。他没有起来，我就随便拿了一本小说看，不去惊动他。后来吃饭了，我在无意间说及早上的发痧，他不及听完，就连忙很惊惶地叫人买药，一面责问似的向我说：“现在怎样了？好过不？为什么不早点叫我？真是不懂事的孩子……”

我最大的痛苦，就是眼病。我是有沙眼的，据医生说。我的眼睫毛不时内卷，一遇到这种情形，我就痛苦得要命。他时常劝我医，我自己却随随便便，打算得过且过地马虎过去。他的急甚于我自己，每次来信，总有几句跟下A差不多的意思的：“你的眼，我一想起便系念。身体是不能不顾管的，不论哪部分一出毛病，即受累无穷。你的眼既已不好，千万不可在光亮不适处或已感到疲乏时勉强做工。眼睛关系太大，你非得养好。我想你不妨向家里单独要一点治费，趁这时治好。你年纪正轻，也不必过分急于成名。沙眼到瞎眼是极近的，万不可玩忽。你那不在意似的宽心，真使我替你着急……”其实我也何尝是宽心？我家境清贫，筹学费已是不易，我一人念大学就累得全家受苦，哪忍再为了我的一只眼，再向他们压榨？这苦衷，只有志摩先生知得最明白，因为只有向他我是什么话都会讲的。他最欢喜人坦白率直。有一次，我忍耐不住告诉他说：

“我虽想马上就医，但没有钱……”

“向家里要过没有？”

“没有。”

“也许你父亲会寄一点的。”

“那自然，但我不忍……”

“真为难——”他沉思了一刻说，“那么你问过医生吗？”

“问过。”

“他说怎么医？”

“先开刀。”

“就是这样？”

“是的。”

“那费用一定不贵——”他忽然很高兴似的说，“我替你负担就是。”

我没有话，在那时，我能说些什么呢？客套的感谢是无用的，他最恨虚伪，最恨敷衍。他时常说：“下次客气话不准再说了，况且我并没有帮你什么忙。只要你诚诚心心把我当一个老阿哥看，我就快活……”他就只爱“诚诚心心”。当着他那真诚的笑容，谁能说一句假话？我性急，但他从容的时候是很从容，一急却比我还急。他那股天火似的热情，不允许应做的事有一刻迟缓。就如那一次，他马上给我钱，要我立刻上医院。那也是冬天，外面是阴霾的云，刮得人倒的风，我真不愿离开那舒适的沙发，那温暖的火炉。但他不容我再坐，拖我起来，把我送出门外。他又怕我只图省钱，所以一连告A我四次，说我如果三等不干净，可住二等，钱不够尽管打电话给他，总能够替我设法。我真的住了二等。刚到院一天，我就接着他的来信：“难为你在这大冷天，雨天，一个人闭着一双眼，在医院里干闷。我不能去看你，又不能多写一点给你解闷。你眼未好以前，我劝你不必急于写文章。眼睛是大事情，我们没有它，天地就昏黑。你先养好，痊了再计划做事吧……在院时以多睡静养为宜，切不可过度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