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党与我们（第11/12页）

老师说过，我有这么一个印度师伯，那人现在就在斯坦福当教授，还寄了相片来。从相片上可以看见他已成家立业。我还有个印度小师妹，和龟头师妹一样黑。现在老师不再怀疑师伯给他使坏了。可是当年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到安阳来，硬面锅盔他也吃不惯。所以他就总想给师伯发个信号，告诉他这一切已被识破了，可以把恶作剧收起来。线条当时并不知道他在想这个，只觉得他很不正常。

春天了之后，线条想出去玩。因为龟头血肿正在怀疑我师伯给他使坏，所以他哪儿都不想去。他觉得自己已经成了别人的玩具，所以脾气非常之坏。所以线条一个人去了。老师坐在屋里想他自己的事，忽然看见一只老鼠从床下跑出来，这使他非常纳闷。如果是师伯使一只老鼠跑出来，这事不可理喻。他为什么要让一只老鼠跑出来？这欺骗不了谁。那么世界上真有一只老鼠，它自己要跑出来。中国也真有一个安阳，他就待在这里。这真的不能想象——你去看看，厕所有多脏。简直超过了噩梦。除了那位放屁很臭的印度人，谁也想不出这样的东西来。至于他为什么要安排这样的梦境，就很容易明白：这都是出于仇恨。

我老师怀疑眼前的事不真，并非到了安阳才开始。这可以上溯到没有下干校，没有到安阳的时期，甚至回溯到还在北京群专队的时候。那时他和四个人住在学生宿舍楼一间小房子里。那房子紧挨着楼梯，又紧挨着厕所，气味非常之坏，墙上还长出白霜来。那些霜摸在手里凉飕飕的，从理论上说，很容易想到这是硝酸盐。那种东西溶解热极大，所以凉飕飕的。但是人住的房子里出这种东西，就叫人没法理解。这儿又不是化肥厂。他们的门上写着：群专对像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龟头血肿。这也不成道理，他的名字并不叫龟头血肿，龟头血肿充其量也就是混名，没有把混名写在门上的道理。每天有人押着他们去劳动，把碎砖从操场东头抬到西头，又抬回来。这件事也很不对头。总之，在那里遇见的事都是活见鬼。

我老师疑东疑西，就是不疑线条。照我看这事才叫可疑。漂漂亮亮的大姑娘，跟谁不成，非要跟你？这也有原因：原来老师到香港之前，还在斯坦福干了一段时间助理教授。有一些长得漂亮又没脑子念书的姑娘老想用某种办法在他这儿混好分。但是他还是坚持了原则，没有被拖下水。原因是那些姑娘乳房太大，屁股太宽，声音太洪亮，叫他看了深恐自己不够伟岸。他根本就没想到勾引他和上他的课之间有什么关系，所以他有个错误的看法，觉得自己很性感。其实他长了个爬行动物的脸，演ET都不用化装，无论如何也谈不上性感。

那些美国姑娘得不了好分，就上校长办公室告我老师，说他英语讲得不好，听不懂。其实老师的英语讲得极好，就算有些口音，起码比他的汉语好懂。照我看那些美国师姐简直是混蛋。但是学校方面不这么想，他们以此为口实，不给老师提副教授，还让他去上英语班矫正语音。我老师勃然大怒，拂袖而去，说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嫌我有口音，我去不嫌我的去处。于是去了香港，当上了教授，可工资还没有在美国一半多。

我老师后来告诉我，在斯坦福他开始向往革命。那时候他知道的革命，不过是切·格瓦拉，“我怎能在人们的苦难面前转过身去！”罗沙·卢森堡，“人活在世上，要像两头燃烧的蜡烛”，还有托洛斯基。你看他知道那些人，可知他知道的革命，乃是左道旁门，不是革命的正宗，回来要倒霉。但是他缺少这样的自知之明，在群专队里劳动时，老在想革命和龟头血肿有什么关系，当然想破了头也想不出来。于是他就疑到自己的存在有些古怪。正在冥思苦想，忽然房间里又多了一个人。原来就是那位五大三粗的退伍兵，就是此人曾经使他龟头血肿，还在他头上打出了不少大包。现在他不能让我老师再血肿了，而且自己的脑袋上正在血肿。如果是我，就会问：老兄，你怎么也龟头血肿了？保证叫他哭笑不得（不但嘲弄他血肿，还说他的头是龟头，真真妙不可言也！）。可我老师没有这种脑子。他一本正经地问了那人半天，然后很为他抱不平。

“文革”后期，我们学校分两大派。两大派又分四小派，这是因为有教师学生之分。学生在校园里以命相搏，每天都要打死几个人。住在宿舍区的教工拉家带口，学不来这一套。于是展开了激烈的捉奸战。任凭你三代红、立体红，只要叫人捉了奸，马上完蛋。这位五大三粗的退伍兵（姓凤）就叫人家捉住了，登时成了大流氓。其实他那个地方，不可谓不隐秘（在食堂的煤堆后面）；他的时间，不可谓不谨慎（半夜两点半）；方法不可谓不简捷（衣服都没脱）。可还是叫人逮住了。我老师在这方面死脑筋，有点想不开。照他的说法，搞破鞋不好，应该制止，叫大家不搞。万一有人不搞受不了，也得叫人有办法搞。半夜两点半，在煤堆后面不脱衣服，还叫人逮住了，这叫人怎么办？挖地道吗？所以他越发觉得存在不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