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小姐（第6/7页）

要不是因为一个叫兰斯基的人，她还会如此希望下去。兰斯基是一个年轻的俄国家教，眼睛有点近视，持有强烈的政治观点，曾经给我们教过很多门课，还参加我们的体育活动。他之前还有过几位俄国家教，没有一个是小姐喜欢的。不过对他，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le comble”(14) 。兰斯基虽然敬重我父亲，但不大欣赏我们家的某些方面，比如男仆和法语。他认为说法语是贵族习俗，在一个自由主义家庭中没有好处。另一方面，小姐坚信，兰斯基要是只用简单的哼哼声（因为他不会用更好使的语言，哼哼声便带点德语的味道）来回答她直截了当的问题，那并不是因为他不懂法语，而是因为他想当众羞辱她。

我现在能听到也能看到小姐请求兰斯基把面包递给她，声音优美动听，但上嘴唇微微颤动，让人觉得要出事。我同样也能听到并看到兰斯基若无其事地喝着汤，装作一点听不懂法语的样子。终于小姐忍无可忍，狠狠说声“Pardon, Monsieur”(15) ，伸手径直探过兰斯基的盘子，一把抓起面包篮，回身坐下时又说一声：“Merci！”(16) 那声音充满讥讽，以致兰斯基那毛茸茸的耳朵会变成天竺葵的颜色。“畜生！无赖！虚无主义！”过后她在自己的卧室里这样哭骂——那屋子已经不在我们隔壁了，但还在同一层楼上。

要是碰上兰斯基下楼，她正好上楼，那就冤家路窄。我们圣彼得堡家里的液压升降机会经常拒绝运行，故意欺负人似的，她只好吃力地爬楼梯，每爬十个台阶就要停下来呼哧呼哧喘一阵。小姐坚持说是兰斯基心地歹毒，故意撞上她，推她，将她打翻在地。我们几乎已经看到小姐趴在地上，兰斯基正在踹她的情形。她吃饭中途退场也越来越频繁，要是错过饭后甜点，我们就出于礼节送到她屋里去。她和我母亲不住在同一层楼，她就在她屋里给我母亲写一封长达十六页的信，等我母亲赶到楼上来时，会发现她在演舞台剧一般地收拾行李。后来终于有一天，她收拾行李时再没人去管，由着她收拾完毕走人。

七

她返回了瑞士。一战爆发了，接着又是革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期，我们之间中断联系已经很久了。有一次我在流亡生活中偶然出行，碰巧跟一位大学同学去了一趟洛桑，于是我想，不妨去看望一下小姐，说不定她还健在。

她果然健在。比以前更结实了，头发花白，耳朵几乎全聋了。她非常激动，饱含爱意地欢迎我。她家里现在挂的不是西庸城堡(17) 图，而是色彩艳丽的俄式三驾马车图。她说起她在俄国的生活时充满深情，仿佛那是她自己失落的故乡。说来也是，我发现她居住的这个小区里住着和她一样的瑞士女家教。她们经常聚在一起，争相翻腾往事，于是她们在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环境里形成了一个小小孤岛。小姐的密友是木乃伊般的戈莱小姐，我母亲当年的女家教，八十五岁了，仍然衣着整洁，性格开朗。母亲结婚后，她跟着来我家又待了好多年，只比小姐早两年返回瑞士。当年同在我家屋檐下时，她俩并不怎么搭话。人说起往事总是分外亲切，这也能部分地解释这些可怜的老太太们在离开她们工作过的异国他乡以后才对它热爱有加，尽管她们对那个国家并不真正了解，当年在那里时也没有一个人感到非常满意。

小姐耳聋，也就不可能交谈，于是我和朋友决定第二天给她带去一个助听器，这东西估计她自己买不起。她一开始不能把这个笨重东西调试到位，但调好后马上朝我转过头来，目光迷惑，眼里闪动着带泪的惊奇和喜悦。她发誓能听见每句话，能听见我的每一句低语。我心下怀疑，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压根没有说话。假如我真说话了，我会让她谢谢我的朋友，这仪器是他掏的钱。那么她听见的是不是寂静？就是她过去曾经说起过的阿尔卑斯山谷里的寂静？过去她是在对自己撒谎，而现在，她在对我撒谎。

在动身去巴塞尔和柏林之前，我碰巧在雾蒙蒙的寒冷夜晚沿着湖边散步。在一处地方，一盏孤灯冲淡夜色。灯光下，雾气似乎变成了看得见的毛毛细雨。“Il pleut toujours en Suisse”(18) ，是一句随便说说的话，想当年小姐一听，放声痛哭。下面，一道宽阔的涟漪，差不多是一道大浪，还有一样隐隐发白的东西，吸引了我的目光。走近轻轻拍打的湖水，我看清那是什么东西了——一只老天鹅，大块头，又粗又笨，渡渡鸟一般，很可笑地要让自己站稳在一条停泊的小船上。可是它站不稳。它沉重的翅膀无力地拍打，打在随波摇摆的小船上，发出滑溜溜的声音，水波涌起，遇上灯光，闪着黏稠的微光——所有这一切似乎一瞬间带上了奇怪的意义，这意义有时候在梦中与一根手指头相联系，它先按在紧闭的嘴唇上，然后又指向某个东西，然而做梦人来不及看清那是什么东西就惊醒过来了。虽然我很快就忘记了那个阴沉的夜晚，但是奇怪的是，那个夜晚，那种复合的意象——战栗、天鹅、波涌——两年之后当我得知小姐已经去世时，首先出现在我的头脑当中的就是这些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