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痢疾、流行性感冒和伤寒——哽塞，烧灼，死亡。战壕、医院和群葬墓——其他的可能性是没有的。

在一次进攻中，我们的连长伯廷克阵亡了。他是最出色的前线军官之一，在每一个情况危急的场合，他总是出现在最前面。跟我们相处了两年，他从来没有负过伤，因此到最后事情还是非发生不可。我们据守在一个坑穴里，被团团围住了。油或是汽油的恶臭，跟火药的烟气一起吹了过来。发现两个人带着火焰喷射器，一个人背着一只箱子，另一个人双手抓着一根软管，火就从这根管子里喷出来。如果他们逼近，可以够得到我们，那我们就完蛋了，因为那时候我们是没法退避的。

我们向他们开火。可是他们却越逼越近，事情看来不妙了。伯廷克和我们一起躺在那坑穴里。当他看到我们打不中他们，因为在猛烈的火力下我们不能不多方考虑到设法掩蔽，他便抓起一支步枪，爬出坑穴，卧倒后，用臂肘撑着，举枪瞄准。他发了一枪，就在这同一霎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他们已经发现了他。他仍然卧倒着，重新瞄准，他移动了一下位置，再一次瞄准目标，最后才砰地打了一枪。伯廷克一松手，枪掉了下去，说了一声：“好。”便滑回坑穴里。两个带着火焰喷射器的人，打头的那个中了一枪，倒了下去，软管从另外一个人那里滑了出来，那火往四面八方喷射，这个人就被烧死了。

伯廷克胸部受了伤。过了一会儿，一块碎片又把他的下巴给削掉了。就是这块碎片，还有足够的力量撕裂了勒尔的屁股。勒尔一边呻吟，一边用一条胳膊支撑着，血冒得很快，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他。正像一根逐渐流尽的软管，两三分钟过后他就颓然倒下了。他在学校里是一位那么出色的数学老师，可是现在又有什么用处呢？

几个月过去了。1918年夏天，是个流血最多、情况最惨的季节。一天一天的日子，好像那不可思议地立在毁灭的圆环上面的披金穿蓝的天使。这里人人都知道，这一场战争我们失败了。关于这件事，大家谈得并不多，我们只是往后退，在这一次大进攻之后，我们不可能再发动什么攻势，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兵员，再也没有什么弹药了。

然而，战役还是在进行着，死亡还是在继续着……1918年夏天，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最起码的生活。我们营房周围草地上那红艳艳的罂粟，草叶片上那滑溜溜的甲虫，又暗晦又阴冷的房间里那暖和的夜晚，薄暮时分那黑乎乎、鬼森森的树木，星星和潺潺的流水，幻梦和悠悠的睡眠——啊，人生啊，人生啊，人生！

1918年夏天，从来没有像我们重上前线的一瞬间那样需要默默无言地忍受。关于停战与和平的沸沸扬扬、激动人心的谣言到处流传着，它搞乱了我们的心，使得重上前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难了。

1918年夏天，前线的生活，从来没有比炮轰的时刻更为痛苦、更使人胆寒了，那时候发白的脸伏在污泥里，双手痉挛地抓着唯一的念头：不！不！不能是现在！不能是现在这最后的一刹那！

1918年夏天，在烧焦了的战场上掠过的希望的微风，焦急、失望的狂热，最使人痛心的死亡的恐惧，无法理解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还不来一个结束？又为什么这个关于结束的谣言却在沸沸扬扬地流传？

这里有那么多飞机，飞得都很安稳，它们追捕一个一个的人，正像追捕一只一只的野兔似的。对付一架德国飞机，至少会飞来五架英国和美国飞机。对付战壕里一个饿着肚子、疲乏无力的德国兵，会冲来五个身强力壮、生气勃勃的敌军。德国这边有一条军粮面包，那边却有五十听罐头肉。我们不是被打败的，因为作为战士，我们更为优秀，更有经验。我们根本是被压倒的优势力量挤垮、逼退的。

我们一连度过了几个星期的阴雨天。灰茫茫的天空，灰沉沉的烂泥，灰洞洞的死亡。我们一走出去，那雨水马上就会把我们的外套和衣服浸得透湿，在前线的时候，一直都是湿漉漉的。我们身上从来没有干过。那些还穿着长筒靴的人，就把沙袋裹在上面，使泥浆不致很快地流到里头去。步枪生锈了，军服粘住了，样样东西都在流动着，溶解着，大地是水淋淋、湿漉漉、油腻腻的一大块，上面是一个个黄澄澄的池塘，漂着一缕缕螺旋形的血水，那些死了的、受伤的和幸存的人，都慢慢地往那池塘里沉落下去。

暴风雨抽打着我们，密如雨点的弹片，从灰蒙蒙、黄澄澄的一片混沌中落下来，撕扯着受伤者那尖厉的、孩子似的呼叫，到了夜里，支离破碎的生命在沉寂中发出艰难的呻吟。我们满手尘土，浑身黏泥，我们的眼睛像积着雨水的池塘。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