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净化仪式(第16/29页)
“那么,你现在是西尔克家的一名荣誉成员了。除了瓦特,对于有关科尔曼的一切我们谁都不知道该怎么思考。他为什么那么做,为什么坚持,为什么母亲非得那样死。如果瓦特没有制定那道规定,”她说,“谁知道事态会如何发展?谁知道科尔曼会不会随着岁月的消逝、决心的软化而告诉他妻子?说不定还会有一天告诉他孩子。告诉全世界。但瓦特及时地冻结了一切。那从来就不是个好主意。科尔曼那样做的时候还只有二十几岁。二十七岁的一颗炮仗。但他不会永远二十七岁。不会永远是1953年。人要老的。国家要老的。问题要老的。有时问题就这么老得消失了。然而瓦特使它冻结了。当然,如果你以狭窄的眼光,仅仅以社会利益的观点看问题,当然当时对谈吐优雅的黑人中产阶级而言,按科尔曼的做法行事是有利可图的,正如今天做梦都不想那么干才是有利可图的一样。今天,倘若你是个中产阶级有知识的黑人,想要你孩子进最好的学校,如果你需要全额奖学金,你连做梦也不会想到要说你不是有色人种。你根本就不会那么做——尽管你皮肤可能很白。现在不那么做才是有利可图的,就像当时那么做是有利可图的一样。所以又有什么区别呢?但我能对瓦特那么说吗?我能对他说:‘真的有什么区别?’首先因为科尔曼对母亲所做的事,其次因为当时瓦特眼里有一场仗要打,而科尔曼不想仅为那些原因而战斗。我当然不能说,虽然不认为这么多年来我没有努力过。瓦特实际上并不是个苛刻的人。你想听听我哥哥瓦特的事?1944年瓦特是有色人种步兵连的一名自动枪手。他和他部队的另一名士兵一道守在比利时的一座山脊上,俯瞰敷设了铁轨的山谷。他们看见一名德国兵沿着铁轨往东走。肩上挎着个小包,边走边吹口哨。和瓦特在一起的士兵举枪瞄准。‘你干什么?’瓦特对他说。‘我要杀死他。’‘为什么?住手!他在干什么?在走路。可能正往家里走。’瓦特得用劲才把枪从那个家伙手上夺下来。一个南卡罗纳的孩子。他们走下山脊,拦住德国兵,将他俘虏了。原来他真的是走回家去。他有个假期,他唯一知道通往德国的路便是沿铁轨往东走。是瓦特救了他的命。有多少士兵那么做?我哥哥瓦特可以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如果他不得不那样做的话,但他也是个血肉之躯。因为他是血肉之躯,他相信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促进种族的利益。所以我试过和他谈,有时候努力对瓦特说些我自己将信将疑的话。科尔曼是他时代的一部分,我告诉他,科尔曼不能等到通过民权运动获得他的人权,所以他跳了一级。‘历史地看他,’我对瓦特说,‘你是个历史教师——把他当做更大的东西的一部分。’我告诉他:‘你们一个也没有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你们两人都是斗士,而且你们两人都战斗了。你以你的方式战斗,科尔曼以他的方式战斗。’但这种推理对瓦特没有效果。什么都不起作用。那是科尔曼成人的道路,我告诉他——但他不愿接受。对瓦特来说,那是科尔曼不想成人的道路。‘对,’他对我说,‘对。你哥哥多多少少成为他想成为的东西,除了他是个黑人。除了,除了,这个除了改变了一切。’瓦特不能改变他一贯对科尔曼的看法。我又能怎么办呢,祖克曼先生?因为瓦特哥哥当时冻结了科尔曼和我们家的关系而恨他?由于科尔曼哥哥对母亲的所作所为,他让那可怜的女人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天都痛苦不堪,而恨他?因为倘若我恨我两个哥哥的话,那为什么停下来呢?为什么不为我父亲所做的一切错事而恨我父亲呢?为什么我不恨我死去的丈夫呢?我没有嫁给一个圣人,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爱我丈夫,但我看得很清楚。我儿子又如何呢?要恨这个男孩根本不难。他索性走开,让你清静。但恨的危险是,一旦你开始启动它,你就会得到比你想要的多一百倍都不止的恨。你一旦启动,就不能停下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恨更难驾驭的东西了。戒酒比控制恨容易多了。这可是有意义的。”
“你以前知道,”我问她,“为什么科尔曼从学院退休吗?”
“不知道。我以为他到了退休年龄。”
“他从来没告诉过你?”
“没有。”
“所以你不会明白基布尔说的是什么。”
“不完全明白。”
于是,我告诉她幽灵的事,告诉她整个的来龙去脉。当我讲完的时候,她摇着头直截了当说:“我不相信曾听到过一所高等院校做出过比这更愚蠢的事了。听起来我觉得更像一个愚昧的故事。迫害一位教授,不论他是谁,不论他的肤色,污蔑他,侮辱他,剥夺他的权威、他的尊严、他的威信,就因为那么一件愚蠢的、微不足道的事情。我是我父亲的女儿,祖克曼先生,一位讲究辞藻的父亲的女儿,而每一天我听到别人使用的词汇,使我感到越来越不是对事物真实的描述。从你告诉我的话里,听起来今天在大学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听起来好像里头的人都忘记了该教什么。听起来好像他们所作所为更接近于演滑稽戏。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反动权威,这儿在雅典娜他们似乎来势汹汹。一个人得那么害怕他所使用的每一个词吗?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到哪里去了?在我童年时代,你也一样,每一个新泽西的中学毕业生在毕业时都必须手持两样东西:一张文凭和一本宪法。你记得吗?你必须学一年的美国史和一学期的经济学——当然,如今你不必了:‘必须’已经从课程表中消失了。当时我们许多学校在毕业典礼时传统地由校长给你颁发毕业文凭,另外一个人发给你一本美国宪法。今天没有几个人对美国宪法有个合情合理的清楚的了解。在美国,据我所见,每时每刻都在变得越来越愚昧。所有的大学都开设了那些补习班,教孩子他们早该在九年级就学会的东西。在东奥兰治中学,他们早就不读古典名著了。他们甚至都没有听说过《白鲸》,更别说阅读了。我退休那年,小年轻来找我,对我说为了黑人历史月他们将让一个黑人读一篇黑人写的日记。我想问他们,黑人写的,还是白人写的,又有什么区别?我对黑人历史月根本不感兴趣。我把2月里举办一个黑人历史月并集中学习黑人史比做即将变酸的牛奶——你依然可以喝,不过就是味道不正罢了。如果你要学习马修·韩森,并发现有关他的事,那在我看来在你研究其他的探险者时,研究马修·韩森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