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在美国有助于维护民主制度的主要原因[1](第16/25页)
因此,美国人不是依靠国家的自然环境来对抗源自他们的制度[社会状态]和政治法律的危险的。美国人采用迄今为止只有他们才意识到的补救措施来应对所有民主国家共有的弊端;尽管它们第一个采用这种措施,但他们获得了成功。
美国人的民情和法律并非仅适用于民主国家,而且美国人已经证明,我们不应当放弃借助法律和民情的力量来调整民主制度。
如果其他国家在借鉴美国的这种普遍而有益的思想时,不希望效仿美国人应用这种思想时的独特方法,而试图根据上帝在当今为人们规定的社会状态来采取其自身的方法,并以此致力于避免给它们造成威胁的专制和无政府状态,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认定它们的努力一定会以失败告终呢?[77]
在基督教徒之间组织和建立的民主制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政治问题。毫无疑问,美国人没有解开这个难题,但他们为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提供了有用的经验。
上述问题对欧洲的重要性[78]
你不难发现,为什么我花这么多时间研究上述问题。[79]我提出的问题不仅与美国有关,而且与全世界有关;不仅涉及一个国家,而且涉及全人类。
如果那些拥有民主社会状态的国家只有在荒野中才能够保持自由,那么我们只能对人类未来的命运感到绝望了;因为人类正朝着民主迅速挺进,而荒野也快要住满了人。
如果法律和民情确实不足以维护民主制度,那么除了一人专制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制度可供各个国家选择呢?[80]
我知道当今还有很多诚实的人没有被这样的未来吓倒,但他们对自由感到厌倦,最终喜欢居于远离自由的风暴的地方。[81]
但是,这些人对他们前往的避风港了解甚少。
他们根据自己的记忆,按照绝对权力过去的表现对其做出评价,而不是按照绝对权力今日的表现对其做出评价。[即使在专制制度中,在自由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异。]
如果绝对权力在欧洲的民主国家中重新建立起来,我毫不怀疑它会采取一种全新的形式,而且具备我们的祖先所不了解的特征。
在欧洲,曾经有一段时间,法律以及人们的同意,曾赋予国王们一种几乎没有限制的权力。但那些国王几乎没有使用这种权力。
[他们拥有的是这种权力,而不是拥有无限权威。]
我不会谈论贵族的特权、最高法院的权威、社团法人的权利、地方特权,这些权力在软化当局权威的同时,使国家保持了一种反抗精神。
这些政治制度虽然往往妨碍了个体的自由,但其能够加强人们在心中对自由的喜爱,而这种爱好对于自由的行使是非常有用的。除了这些制度之外,舆论和民情还在王权周围建起了不那么显著但作用强大的屏障。
宗教、国民的爱戴、君主的仁慈、荣誉感、家族精神、地方偏见、习惯和公众舆论都在限制着国王的权力,将国王的权威限制在一个无形的圈子内。
那时,国家的制度是专制的,而民情是自由的。国王虽然拥有权力,但他没有能力行使所有权力,也不想行使所有权力。
如今,我们是否仍然拥有以前对抗暴政的壁垒呢?
由于宗教失去了对人类灵魂的控制作用,区分善恶的最明显的限制被推翻;道德领域之内的一切似乎都是可疑的、无常的;那里的国王和人民都恣意行事,没有人能够说清专制的自然极限和放纵的界限在哪里。
漫长的革命永远地摧毁了人们对国家元首的尊重。不再肩负公众尊重的重担的君主,自此以后毫无畏惧地醉心于权力。[82]
当国王发现民心倒向他的时候,他是宽大而仁慈的,因为他感到自己是强大的;他小心谨慎地对待臣民们的爱戴,因为臣民的这种爱戴是对王位的支持。这时,在君主和人民之间,建立起情感的交流就像社会内部、家庭之中的交流那样亲密无间。偶尔低声抱怨君主的臣民仍会因为触怒君主而感到困扰,而君主就像父亲惩罚子女那样用手轻轻拍打他的臣民。
但是,一旦王权的威望在革命的纷乱之中消失殆尽,当陆续登上王位宝座的国王逐渐使人们感到他的权力减弱且行为残暴时[83],不再有人将他视为国家之父,人人都只会将他视为统治者。如果他软弱,他会受到轻视;如果他强大,他会遭受憎恨。他本身充满了怒气和恐惧。他与他的国家形同路人,他将他的臣民视为被征服的敌人。
当同一片国土上的各省和各城市变成一些不同的小国时,它们各自拥有了一种与原本的服从精神相反的特殊意志;但是,当它们失去了它们的特权、习惯、偏见,甚至它们的回忆和名称时,现在要让同一个帝国的各个部分习惯于服从同一的法律,把它们合起来加以统治并不比原先分别进行统治时更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