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的萌起（第8/42页）
随着这两栋建筑的建成，格罗皮乌斯立刻声名鹊起，这对于他日后与政府交涉，申请资金开办新学院起到重要的作用。
格罗皮乌斯的设计思想一直具有鲜明的民主色彩和社会主义特征，他一直希望他的设计能够为社会大众服务而不仅仅是为少数权贵服务。为了降低建筑造价，他在设计中大量采用钢筋混凝土、玻璃、钢材等现代材料，并且采用简单的、没有装饰的设计。他希望能够为社会提供大众化的建筑、产品，使人人都能享受设计。他期盼自己设计的建筑最终能为德国人民提供廉价、环境良好的住宅空间，从而解决因为居住环境恶劣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早在1910年，即开始设计法格斯鞋楦厂的前一年，他已经开始考虑为工人阶级设计住宅。他曾经写信给德国电器公司（AEG）的总裁，建议由他设计标准化的、批量生产的、拼装式的低造价工人宿舍。这都表现了他的设计理论的民主特征。后来他移居美国，还试图在美国设计这种低造价的拼装式建筑，为劳动人民提供基本住房。格罗皮乌斯的这一思想特征贯穿在他整个前半生。
法格斯工厂厂房。
法格斯工厂建筑模型。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被征召入伍，参加西线战争，1918年11月18日退役。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格罗皮乌斯战前对于机器的浪漫主义态度。战前他非常崇拜机器，坚信机器会改变我们的时代，甚至会改变人们对于生活问题的看法和传统立场。但是，在战争期间，他不但目睹战争机器的大规模杀伤力，自己也在战争中受过伤，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受到很大摧残。他意识到机器亦具有消极的一面，并不单纯只是积极向上的、对社会发展充满促进力量的。因此，他开始产生了通过设计教育实现世界大同的社会乌托邦思想。早期的包豪斯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个设想而建立的，与中期（德绍时期）、后期（柏林时期）的包豪斯相距很大。格罗皮乌斯的思想经历过好几次重大的改变，从对机械的绝对崇拜变成理性分析，因而积极筹办包豪斯，是其中一次非常重要的转变。
早期的包豪斯强调手工业方式，而不是大规模机械生产；力图建立一个小公社，建立一个微型的理想国；雇用大批具有乌托邦思想的艺术家担任教员；教学集中于强化学生个人思想和创造的特征。这些改革，从表面上看是教学上的改革，实质上是格罗皮乌斯本人对于社会改革的试验，是他对于机械迷信幻灭之后的理想主义探索，他的目 的在于改变德国的社会，而不仅仅是教学本身。包豪斯的早期目的是社会的，是乌托邦的，而不仅仅是设计的。
2．路德维格·密斯·凡·德·洛
路德维格·密斯·凡·德·洛（Ludwig Mies van der Rohe, 1886—1969）（下文中简称密斯）是现代主义建筑设计最著名的大师之一，他通过自己一生的实践，奠立了明确的现代主义建筑风格，提出了“少就是多”的立场和原则，通过教学影响了好几代的现代设计家，从而改变了世界建筑的面貌，很少有人对于现代建筑能产生如他那么巨大的影响。美国作家、记者汤姆·沃尔夫（Tom Wolfe, 1931— ）曾经在他的著作《从包豪斯到我们的房子》中提到，“密斯的原则改变了世界都会1/3的天际线”，一点也不夸张。
密斯1886年3月27日生于德国亚琛市一个普通的石匠家庭，他的原名为玛利亚·路德维格·迈克·密斯（Maria Ludwig Michael Mies），后来为了纪念母亲，改为路德维格·密斯·凡·德·洛（凡·德·洛是他母亲的名）。与他在彼得·贝伦斯设计事务所的同事格罗皮乌斯相比，密斯的家庭是相当卑微的。密斯受到彼得·贝伦斯很大的影响，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步奠立了自己在建筑界的地位——1929年为巴塞罗那世界博览会设计的德国馆，以及内部的家具、室内，进一步稳定了他的大师地位。1931年他接任包豪斯设计学院院长，1938年离开欧洲到美国，长期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担任建筑系主任，并且大量进行建筑设计，提出“少就是多”（Less is More）和“上帝在细节中”（God is in the details）的设计原则，影响了世界。
从政治上来讲，密斯是非政治化的代表。他与格罗皮乌斯的“左”倾立场完全不同，对于任何政治问题都漠不关心。对于他来说，建筑就是建筑，他的关注点仅仅在建筑之上，至于为谁设计，对于他来讲并不重要。1920年代、1930年代，他在10年之内设计了三个政治目的完全不同的建筑：为德国共产党领袖卡尔·李卜克内希（Karl Liebknecht, 1871—1919）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 1871—1919）设计的纪念碑，为魏玛共和国设计的巴塞罗那世界博览会德国馆，为德国纳粹党设计的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德国馆（未建造，1935）。1920年代中期，密斯拒绝了一个市政建筑师的位置，因为这个位置过于政治化，他认为他寻求的是“精神政治目的”（specific spiritual-politiacal goals，德文geistig-politische Zie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