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的萌起（第27/42页）

其实，格罗皮乌斯决定关闭魏玛的包豪斯是为应付社会右翼势力攻击的权宜之计，他的真正目的是把学院迁移到一个政治、经济、文化条件比较合适的城市去，而不再在魏玛的政治漩涡中无谓地浪费精力。当时德国另外几座城市，比如布莱斯劳（Breslau，在今日的波兰境内）、达姆斯塔德（Darmstadt）、法兰克福和德绍都对包豪斯表示了欢迎的态度。

格罗皮乌斯和他的核心教员们认为，在所有这些表示欢迎包豪斯的城市当中，德绍市最为理想。德国安霍特王子家族从1919年开始，就住在德绍，他们与魏玛大公一样，非常慷慨地资助艺术教育，并且对于艺术教育采取非常自由、宽松的态度。德绍的人口比魏玛多，当时总人口大约是7万人。它位于一个重要的煤矿中心，周围有不少现代工业企业，其中包括著名的飞机制造企业“容克”和摄影胶卷企业阿格法公司（Agfa）。当时德国将近25%的化学工业也在德绍周围。德绍是德国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中心，因此，这座城市急需发展自己的设计教育体系，来适应工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需求。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长期以来，德绍都是由社会民主党人控制的，因此具有比较长的社会主义政治倾向历史。即便德国民族主义势力高速发展的时候，他们的地位在德绍也没有被动摇过。这种深刻的社会主义政治背景，与包豪斯的办学立场非常吻合。还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是，德绍离德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柏林非常近，大约只要两个小时的火车就可以到达，同时，在德绍与柏林之间又已经开展了飞机交通服务。综合考虑了政治背景、经济需求、交通条件之后，大家都认为德绍是一个很好的迁校地点。格罗皮乌斯很快便决定把包豪斯迁到德绍市去。

德绍市长佛里茨·赫斯（Fritz Hesse, 1881—1973）是决定包豪斯这次迁移的关键人物。他希望包豪斯的来到会提高德绍的设计水平，从而促进工业的发展，同时，也希望通过这个行动来表达他的社会主义立场。他为学院拨出了大约相当于25万美元的财政预算，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这样慷慨的财政支持，是包豪斯在魏玛时期无法想象的。

1926年，包豪斯在学校的名称后面加上一个副标题——“包豪斯设计学院”，这是第一次包豪斯明确地把“设计学院”与学院的名字“包豪斯”联系在一起，其形象和目的性更加鲜明了。

包豪斯师生设计的巧克力店室内。

包豪斯学生的室内设计作业。

建筑系学生设计的住宅小区规划。

包豪斯学生西奥多·波格勒设计的一套咖啡保温壶。

与魏玛时期相比，德绍时期的包豪斯，在教学体系上做出不少改变：教师不再称为“导师”，而改用正式的教育职称“教授”；“形式导师”与“工作室导师”的双轨体制被完全放弃，学院聘用各种工匠来协助工作室的教学实践，但是他们不再与教授享有同等地位；魏玛时期的自由主义被放弃了，学生较少参与学院重大决策活动；同时，根据当地的情况和教学的需求对工作室的设置加以调整。格罗皮乌斯开始起用学院培养的新人来主持教学工作，比如马谢·布鲁尔毕业之后主持了产品设计，特别是家具设计的课程和工作室。另一位毕业生赫伯特·拜耶则主持印刷课程，将印刷工作室的重点由平面艺术品的印刷，转而放在版面设计、字体设计和广告设计上。

还有一个重大的变化，是在德绍包豪斯增加了一个新的系——建筑系，于1927年开始招生，从而翻开了学院新的一页，这个系的工作由建筑师汉尼斯·迈耶主持。格罗皮乌斯早在魏玛时期已经在《包豪斯宣言》中明确提到建筑的重要性，虽然由于条件不成熟，始终没有能够成立一个独立的建筑系，但他一直坚信建筑设计在整个设计教育中的重要性，并且明确意识到，一个完善的建筑教育必须建立在基础教育、制作手工技术训练和扎实的理论课程三个基础之上，而他也一直为奠定这三个基础做出不懈的努力。1926年格罗皮乌斯就已经开始着手组织，1927年，包豪斯的建筑系终于成立了。

学院的基础课，仍然由纳吉和阿尔帕斯主持，格罗皮乌斯本人则集中于客户订货的建筑设计项目、研究和教学活动，学院的整个体系开始建立在比较严谨的基础上了。

1925年，由格罗皮乌斯的老客户阿道夫·索姆费尔德（Adolf Sommerfeld, 1886—1964）提供资金，学院开设了一个 小型的公司，专门联系客户，向需要生产新产品的厂商提供学院设计的产品专利，同时联系生产自己设计的产品。包豪斯也在此时开始正式出版自己的刊物《包豪斯》，系统地介绍学院的教学成果和研究专题。包豪斯终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系统，教学和设计走上了轨道，这是一个很大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