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总督“三只鸟”[1]（第6/8页）

雍正年间，在这三位有名的总督中，因为鄂尔泰是满洲出身，皇帝对他格外信任。不论什么事情，雍正帝都可以放心地毫不隐瞒地对鄂尔泰说出。雍正帝在尚居藩邸之时就已得知鄂尔泰的为人，那是因为他派人到担任内务府官的鄂尔泰那里去拜托某事，却被鄂尔泰断然拒绝：

［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宜交结外臣。］

被如此回复的雍正帝反而觉得这个人值得欣赏，因而在即位之后，提拔他担任云南、贵州二省的总督。当时，因为在这个地方的山里发生了苗族的叛乱，雍正帝为了处理这次叛乱，特意派遣鄂尔泰前往，但因位于两省之南的广西省也有苗族，而且也没有被妥善治理，于是后来又加入广西省，任命他为三省总督。

在最遥远、最偏僻的地方，鄂尔泰勤勤恳恳地工作。特别是因为他是满洲出身，雍正帝带着牵制汉人政治家的意思，动辄把“学学鄂尔泰”挂在嘴上。在政治策略上，满族人之间确实可以无需理由地互相理解。在给鄂尔泰的回信中，可以看到皇帝有如此语言：

朕实落泪览之。卿真良臣也。［孰能居此心，孰肯言此语，即此一语，卿九祖逍遥极乐矣。］

［朕实含泪观之。卿实可谓朕之知己。卿若见不透、信不及，亦不能如此行，亦不敢如此行也。］

卿之信［字字出于至诚，句句朕皆动容览阅。］

默祝上苍厚土、圣祖神明，令我鄂尔泰多福多寿多男子，平安如意耳。

雍正帝写给鄂尔泰的回信与其他完全不同。雍正帝很少对其他臣子使用像“落泪”等显示出他柔软一面的文字，但是在给鄂尔泰的回信中再三提及。

鄂尔泰作为地方官的功绩是前述的平定苗疆。长江以南的山间自古以来居住着苗族，他们是与暹罗人和缅甸人相近的民族，随着汉人开发平原的进程，他们逐渐被驱逐到大山深处，清代初期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等省境内的山间居住。他们以一种独特的氏族性的团结，在族长的统帅下形成大小部落。这些族长被清朝赋予与地方官相同的待遇，被授予官位，但采用世袭制，不由清朝政府选任，被称为土司。随着中国国内的人口增加，汉人闯入土司所辖土地后，两者之间便经常发生种种摩擦。汉人进入土司管辖的地区耕作，苗族人本以为只是出现了抢夺他们土地的人，但其实还有罪犯逃窜进入他们的部落以逃避官府之眼，有时也有汉人的人贩子借宿在苗族部落，带走买到的子女，转卖到陌生的地方，苗族中也有人协助汉人做这样的恶事。苗族有毒箭，也使用买来的枪械，大部落的酋长甚至拥有大炮，因此犯人若是逃入这个部落便很难被追缉。从苗族这方来讲，每当土司继承官位之时，转呈申请的汉族官吏往往借机索取贿赂，土司不花费大笔金钱就得不到许可。为了泄愤，他们或者接纳汉人的亡命之徒，或者被亡命之徒教唆做出抢掠汉人地界或拐骗人口的事情。这一问题总有一日必须得到彻底解决，这将意味着苗族的土地最终汉化。

苗族的土地即“苗疆”的汉化在前代已经开始进行，被称为“改土归流”，是改土司归由中央政府选任的官吏即流官管辖的意思。改土归流既有由苗族方面主动提出请愿的情况，也有中央政府进行武力讨伐最终实现的情况。鄂尔泰对三省的苗族进行武力讨伐，施行改土归流。由此，大致相当于贵州省的面积的、到那时为止半独立的土地完全被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管辖。鄂尔泰调离之后，苗族蜂拥而起反抗官吏统治，动乱一直持续到乾隆初年。由于鄂尔泰的努力已经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叛乱很快就被镇压，苗族也逐渐汉化了。直到现在在华南地区，拥有苗族姓氏的人仍很多，如岑、龙等，其中出了许多名士。

雍正帝即位第八年，如左右手般受到信赖的怡亲王薨逝后，为了填补空缺，雍正帝在两年之后召鄂尔泰回朝，任命他为相当于日本总理大臣的内阁大学士。雍正帝驾崩之后，辅佐乾隆帝、执掌乾隆朝初期朝政的正是鄂尔泰。

除上述三人外，还有山西省的诺岷、四川省的岳钟琪、广东省的杨文乾等名臣，他们都取得了相当优异的成绩，但是还有其他一些省份，雍正帝在有生之年也没有找到合他心意的总督或巡抚。

至此还有一个问题，雍正帝通过与地方长官之间的亲启信函（奏折）的往来商议地方政事，但终究能否通过这样的手段掌握地方的实际情况？信札写作技巧的高低是否会令雍正帝头晕眼花而无法做出正确判断？的确不能排除有这样的倾向。河南省的田文镜被雍正帝看中是因为他有一位作为私人秘书的幕友邬先生，众人对他的最主要评价是十分了解雍正帝喜好的奏折的写作要领。有人说，雍正帝有必须对地方官呈递的奏折挑点儿毛病的性格。因此，田文镜在给天子上奏之时，总会预先留一处漏洞。结果雍正帝发现这个漏洞后对这一点一个劲儿地批评，反而快速跳过了要紧的地方，一字不改。然而，其他地方官不知道这个技巧，一心想要写成完美无缺的奏折，因此有时候最为重要的部分被雍正帝挑出毛病来，这点成为地方政治实际运作上出现重大失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