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总督“三只鸟”[1]（第4/8页）

但是气候似乎按照某种周期循环往复，雍正八年河南和山东局部地区歉收，人民流亡进入湖北省，当地总督的报告被送到了天子手上。于是，天子对田文镜产生了稍许怀疑，认为他已经是年近七旬的古稀老人，精疲力竭，是不是已经不能同以前一样活跃地行政了。确实从那个时候开始，田文镜的身体每况愈下，他自己也自觉地上书请求致仕回乡，但是天子慰留他。雍正十年河南和山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借此时机，天子批准了田文镜的辞呈，使他得以善始善终，不久之后他便病殁了。天子特意下令河南省立祠祭祀田文镜，但在雍正帝死后，乾隆初年发生了地方官参劾已逝的田文镜的事件。

其次，深受雍正帝信任的是李卫。他出生在江苏省徐州的豪门之家，捐纳出身。所谓捐纳是指出钱买官。有这样经历的人通常被考中科举、对自己的典籍修养沾沾自得的士大夫群体瞧不起，被视为旁门左道之中最为低贱的一种。但坦白而言，由于科举考试竞争激烈，若不是一等一的才子，恐怕为了考中科举，已经将一生的精力消耗殆尽，因此秀才出身的大政治家很少。与此相反，在买官制度下，很多官吏在当官之后想要赚回因买官而投入的资本，因此成为贪官。虽然这种情况很普遍，但也有特别乐善好施的慈善家。他们家里的钱财取之不尽，对官吏的俸禄和外快这些微不足道的小钱不屑一顾，总想要尝试做一些惊天动地的事业，以实现生为男子汉的夙愿，但又不想做像参加科举考试这样麻烦的事情。若是钱能够解决的话，就出钱做官试试看。李卫恰恰是这种人。

李卫受到雍正帝信任是从雍正元年被任命为云南省掌管驿站和食盐专卖的盐驿道开始的。他一到任，马上揭发了属下十多名官吏和数名武官的不轨行为。翌年他便升任相当于财务官的布政使，虽然来自官僚的责难甚嚣尘上，但雍正帝对李卫的信任反而与日俱增。

闻卿议论殊觉痛快。

雍正帝如此赞赏他。有段时间浙江省比年不登，人民面有菜色，皇帝在雍正三年十月拔擢李卫为浙江巡抚，企图让他突破难关。李卫赴任后立即让商人在长江上游地区收购大量的稻米运到浙江，漂亮地解除了这次危机。而且在李卫赴任之后，浙江省连年丰收，这愈发增加了雍正帝对他的信任。

与此同时，毗邻的福建省也遭受饥馑，暴动四起，然而巡抚毛文铨仓皇狼狈、不知所措，使人心愈发动摇。雍正帝大惊，任命被评价为精明能干的高其倬为闽浙总督，让他前往福建。闽浙总督管辖福建和浙江二省，作为浙江巡抚的李卫自然在其手下。高其倬在赴任途中会见了李卫，听取了关于福建省的报告，从浙江省借用了数万石稻米送往福建，但是到达福建之后才发现福建的粮食状况并没有那么糟糕。由于巡抚毛文铨过度惊慌，有权势的人趁机囤积居奇，米便从市面上消失了。而毛文铨惊慌失措的原因是理应妥善保存的官米不知何时被官吏们暗中倒卖，仓库中只留下名义上的款目，无法在必要的时候卖出官米，调节米价。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仅仅是高其倬从浙江借米的消息被传播开来，暴动便平息了。但是此后就出问题了。科举出身的高其倬最终迫于情面，打算庇护福建省倒卖官米的官吏。以救济饥荒的名义从各地运来的米被直接存放到政府的仓库中而没有在市场上流通，因此米价一如既往地居高不下，人民没有得到丝毫恩惠。听说这件事情的雍正帝另外派遣监察官对福建省上下进行了财政检查，结果查知在应当保存的八十八万石米中有五十三万石被倒卖，五十余名官吏作为负责人遭到弹劾。当然本应由高其倬办的事情却被别的监察官揭发出来，着实让高其倬面子扫地。雍正帝改命高其倬为福建总督，只管辖福建一省，将李卫晋升为浙江总督，让他能够在浙江一省自由施展才干。

李卫曾在云南的食盐专卖上取得过极好的成绩。因此，雍正帝任命其为浙江巡抚以后，还特意让他兼管食盐专卖的工作，而巡抚与食盐专卖原本没有直接关系。浙江省的沿海地区出产食盐，这些盐不仅供应浙江本省，原则上也供应江苏省南部、苏州平原一带。政府的食盐专卖原本以扩大国库收入作为首要目的，因此贩卖价格相当高，至少是原价的三十倍，人民消费食盐如同缴纳赋税一般。这个领域必然走私贸易风行。若是廉价的私盐泛滥，昂贵的官盐定会受到排挤、毫无销路，那么国库收入也会因此蒙受巨大损失，因此政府甚至不惜动用军队取缔私盐，对买卖私盐行为的处罚也日渐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