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总督“三只鸟”[1]（第7/8页）

然而，这是过分轻视雍正帝的观点。在书面文章上蒙混过关，只能一时取得成功，不是长久之计。雍正帝曾如此感慨万千地追忆：

满保、黄国材之奏折完美无缺。朕亦不小心被其引诱，［批谕甚多，朱笔所书不下数万言。阅其所奏天花乱坠，朕亦无数嘉奖，格外优恤。及至于今考其作为，何尝实力奉行一事。言念及此，殊无意味，每不禁为之面赤也。］

塞楞额对实际政事十分马虎，一天到晚只钻研寄奏折之遣词造句。纸面文章起不了什么作用。实行要紧。

无论何处都一味讲求实用主义，打心眼里极度厌恶奉承的文辞和不实在的语言的雍正帝并不是会被表面文章蒙骗的天子。另外，他不单纯依靠地方官的上奏，还使用他擅长的密探的方式来刺探地方的实际情况，想要完全欺骗皇帝并非易事。

［不可通同欺蔽，即使尔阖省一气共相隐瞒，朕亦另有访闻之道凡百处。］

若是有人胆敢轻视毫无忌惮地公开说出这样的话的雍正帝，那他肯定要遭殃了。

上文已提及，雍正十年，天子想要整理居室里堆积如山的地方官的上奏以及自己批注的回复文章，将其命名为“朱批谕旨”出版，作为后世地方官行政为官的参考，或许其中也包含想要将自己辛苦的证据传于后世的愿望吧。除此之外，雍正帝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动机。

那就是想要痛斥科举出身者的陋习。中国原本是文字之国，文人同时也是政治家，政治家同时也是文人。正因如此，熟读经典，学写文章，在科举中取得优异的成绩而及第的人，走上仕途后一般都会一帆风顺、青云直上。他们一生的愿望就是在作为政治家步步高升的同时，作为文人万古流芳，因此成名之人大多筹备出版自己的文集。文集除诗和辞藻华丽的文章外，也包含“奏议”一项。奏议是呈于天子的上奏文。有时候奏议中也包含为自己的政治立场辩护而让君主不省心的内容。更有甚者，仅仅为了装饰自己的文集，特意用激昂的语气滔滔不绝地记述对别人或对天子不利的事情，以此显示自己的刚直。雍正帝对这样的文人习气深恶痛绝。正是因为雍正帝还在位，他们才有所收敛，但没准在雍正帝驾崩后他们会出版文集，洋洋得意地痛诉天子之非，为自己辩护，为此雍正帝需要先发制人，将皇帝与众臣之间往来的文书清清楚楚地公布天下，将他们无论被皇帝如何痛斥却也无可辩驳的事实预先公之于众。在雍正帝给当时有名的文人陈世倌的回信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语句：

［承办之事不能尽心竭力告竣，而妄生越俎之思，莫非又为文集起见耶？凡此密奏之事件，若少存邀名之念于中，恐贻害身家不浅。］

［尔意不过欲奏折后列之文集中以便沽名耳。若果欲纪载，将朕朱批谕旨一并录入方可。］

雍正帝的朱批谕旨的出版，正如他给陈世倌的回信一般，均为皇帝亲自批示的切行事务。

《雍正朱批谕旨》一百二十册是雍正帝在地方政治问题上呕心沥血的结晶，借此我们可以窥见雍正帝的个人思想和政治方针，同时它也是关于当时社会状况的最值得信赖的珍贵史料。另外，其中的遣词造句也非常有趣，令人百读不厌。雍正帝一个接一个地读这些奏折，读后一一认真地订正文字，书写回复，仅仅是他的努力就令人惊叹，但出版的内容仅仅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这令人更加惊讶于雍正帝绝伦的精力。另外，既不是虚荣，也不是野心，不得不说，若不是有真正的坚定的信仰，若不是天命所归，这是不管精力多么旺盛的人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到的事情。

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经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之手，事无巨细地传到了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恰好处于与中国相似的绝对专制君主的控制之下。国王作为基督教的拥护者，拥有绝对的权力，因此最终觉醒的国民大众开始对国王的控制和教会的权威投以批判的目光。中国当时的情况被介绍到那里，欧洲的知识分子知道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不受宗教约束的文明国家，既感到惊讶，又感到难以置信。其中甚至有人极力推崇，认为像中国一样的君主政体才是理想政治应有的形态。

雍正帝的施政方式当然也传到欧洲人的耳中。他对基督教的镇压及其为了民生安定而奋不顾身、不懈努力的姿态，成为当时欧洲人的话题。与法国的伏尔泰齐名的西班牙思想家戈埃斯（ゴーエス）[3]针对世人对雍正帝的非难，为其做了如下辩解：

根据传教士的传言，这个中国皇帝非常节俭。除了救济洪水等天灾的灾民外绝不耗费钱财；他拒绝为表达祝贺之意而为自己策划的宴会；他不允许别人制作为自己歌功颂德的纪念碑；他比任何人都率先履行自己的义务。他所希望的是，所有的人可以效仿他对自己的义务尽职尽责。确实，这个皇帝禁止基督教传教。这无疑是遗憾的事情。但是，他对宗教的盲目并不能妨碍我们赞赏他的仁慈和节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