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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斯告诉伯罗斯晚上给他打电话，然后掏出一块钱，付了餐费。“我们出去吧，”菲利普斯说。他感到宽慰的是伯罗斯站起来，平静地跟着走了。在外面，至少菲利普斯能够躲避或逃跑。他已经进行了采访，现在他想溜掉。菲利普斯是主的人，但他今天早晨是记者，完全是记者。回想起一周前他从主那里得到一个启示，要求他不要去度四天的周末，他相信，他写这个报道是主的意志。现在菲利普斯没有想过，而且在过去一周的任何时候也没有想忘记这篇报道，让这个绝望的疯狂的年轻人保留他的幻想。菲利普斯认为自己是一个服从主的意志的记者，主的裁决有时是刺耳的，但它们都是主愿意的。

菲利普斯还觉得需要打动这个和他站在便餐馆外面的不幸的小个子。“我作为记者与你的谈话已经结束了，”他说，“采访结束了，现在我想作为一个人同另一个人跟你谈谈。”他们开始沿着车站站台下面的阴影慢慢地走，菲利普斯没有意识到大街上别的人，也没有意识到吵闹声。伯罗斯说，他感觉到他被菲利普斯会发表的东西所困惑，但菲利普斯回答说：“不，你是被你自己的状况，被你参与的各种事情所困惑。”菲利普斯引用《新约全书》的话继续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伯罗斯抬头看看他。

“你想骗我上当。”

菲利普斯说他没有。“为了破除法西斯主义对你的控制，你应该做的就是呼唤耶稣基督的名字，”菲利普斯说，“如果你这样做，其他事情就由祂关照了。”

当菲利普斯到达高架站台的入口处时，他同伯罗斯握了握手。伯罗斯转身回家去了。

菲利普斯到达新闻编辑部后，得知伯罗斯来过电话。菲利普斯回了电话，伯罗斯说他想用另一篇别的报道来交换这篇关于他犹太出身的报道。菲利普斯说他不能这样做。伯罗斯下午晚些时候又来了电话，他的口气是绝望和气愤的。

“我知道我不能阻止那篇报道，”他说，“但我要在荣耀的烈焰之中公开自己的身份。”他没有说明何时或怎样做，只是说他要去袭击时报大楼。

菲利普斯写条子给盖尔布描述了这个威胁和以前的那个威胁，盖尔布在负责，罗森塔尔出城去开会了。盖尔布通知了克利夫顿·丹尼尔，还给纽约警察局和《纽约时报》的保安警卫打了电话。于是他们把伯罗斯的照片翻印出来，分发给警卫队。在菲利普斯写完这篇报道后，给他安排了一个24小时的贴身警卫，这天晚上侦探开车把他送回了家。编辑们要他出城去躲几天，但他说他想离教会更近一些。

10月31日星期天早晨，报社的一个跑腿人获得了伯罗斯的成人礼的记录，因为在这篇报道发表之前盖尔布想要这个证据，于是《纽约时报》在头版发了这篇特写文章。这天早晨丹尼尔·伯罗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雷丁和其他三K党徒度周末，他们的领导人曾告诉他们在联邦调查者“加热”时不要引起别人怀疑。伯罗斯讲了他和《纽约时报》记者的谈话，但他的朋友们不知道他涉及的全部内容，直到他在报摊上买了一份《纽约时报》并把它拿回来，他们才恍然大悟。接着他的朋友听到了他痛苦地呻吟：“噢，我的上帝！”他号叫着跑上楼，用空手道的拳脚破坏家具。最终，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他拿起一把枪，把一粒子弹射进自己的胸膛，另一粒射进了自己的脑袋。

第二周，《纽约时报》收到了一些读者的来信。他们谴责报社“侵犯了伯罗斯的隐私”，也有记者质疑揭露一个明显病态的人是不是明智的。甚至新闻编辑部的一些人也觉得，《纽约时报》在这件事情上走得太远了。他们认为，伯罗斯不是一个重要的公众人物，仅仅是一个怪人，他们把这篇报道解释为《纽约时报》容忍过分剧烈的报道的又一例。

然而，其他记者和读者不赞成这种看法。他们认为，《纽约时报》关注一个有潜在危险的狂热之徒是履行公众服务的职能，因为这种人会企图暗杀总统或世界其他领导人。他们说，当伯罗斯成了一个政治活动家的时候，他也就放弃了自己的隐私权。

A.H.罗森塔尔为这一报道的后果和招致的批评感到心烦意乱，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他在犹太人机构里的朋友打电话，听听他们就伯罗斯问题的忠告。他们说了很长时间，既对促成另一个人的死表示悲伤，但也同意说，丹尼尔·伯罗斯多年来一直是把枪对准自己的脑袋，由于某个人或事件扣动扳机仅仅是个时间问题。

当阿瑟·盖尔布得知这一消息时，他立即关心的是它会怎样影响菲利普斯，盖尔布在电话上温和而缓慢地说出这一点。菲利普斯感到伤心，因为他曾把伯罗斯视为一个陷入邪恶网之中而难以自拔的人，但菲利普斯不怀疑《纽约时报》在发表这篇报道上的正直。在伯罗斯自杀的前夕，菲利普斯在家里阅读《圣经·诗篇》第3篇，他认为用在伯罗斯的例子上是合适的（“他得不着神的帮助”），在盖尔布来电话时，菲利普斯提议盖尔布也读读这个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