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们如何度量文明（第7/10页）

一些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认为“从简单到复杂的元叙事是一种主导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组织了当今世界史前史的写作，使之有利于现代化精神和西方优越性”；另一些人则回应，评论家们应当“抛弃他们对‘他异性’和‘自反性’之类的执着，转向评价真正重要的客观问题，进行一些深刻的思考，在解答问题时采用严格的定量方法”。大学里的人类学系往往是斗争最激烈的地方，一般分化为文化派和进化派两翼，有的各自招录教员和研究生（如哈佛大学），有的甚至索性分裂成两个系（如斯坦福大学）。

大约自2000年起，向社会进化论的又一次回摆似乎开始了。在20世纪70年代新进化论的鼎盛时期，自封为达尔文主义者的考古学家们是其最猛烈的批评者。按照主要的达尔文主义者之一罗伯特·邓内尔（Robert Dunnell）的说法，“如果说进化的意思是指其在科学中的作用的话，那么文化进化论既不是科学，也不是理论，更不是进化论。就其本身而言，在信守科学方法的考古学中，将其作为一个解释框架，是不适当的。”

然而，社会进化论的最新一次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由生物学和社会行为的共同进化的理论化推动的。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一书，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贡献。该书非常得体地将生物学、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结合起来，引人入胜地讲述了过去15 000年来植物、动物和人类社会的共同进化。

戴蒙德在其学术生涯开端时是生物学者，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医学院任教多年。现在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地理系教授。除了曾短期在斯坦福大学做过访问学者外，他从未在任何大学的人类学系、考古系或历史系担任过教职，尽管现在他已经成为这些领域最畅销读物的作者。

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关于进化论的学术争论中的火药味，戴蒙德的书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吸引了非学术界的读者，该书是已经在大学外销售了数百万册后，才在大学内产生影响的，这也许并非偶然。这对于新的社会进化论来说似乎很典型。尽管再没有人写出能像《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那样畅销的书，但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哲学、心理学、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领域的学者们都在为争取更广大的读者而写作。这一趋势使得大多数关于新进化论的著述摒弃了狭隘的专家腔调，又回归了斯宾塞和达尔文时代的风气，那时候严肃的学术著作都希望能为非专业读者直接阅读。

尽管学术界争论不断，我们还是有很好的理由相信，21世纪前10年有可能出现生物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的新的综合，论述这种新综合的著述将同时针对大学内外的读者。我写作《西方将主宰多久》和《文明的度量》，主要目的之一也是希望为这种新综合做出贡献。我提出的“社会发展”概念，脱胎于可回溯至斯宾塞的社会演变思想，建立在可回溯至纳罗尔的指数建设传统之上，然而本书仍将努力对在20世纪曾频繁再现的上述思想做出严厉批判。

在下一节中，我概括了一些对社会进化论的最重要的反对意见。我主要关注于过去50年，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的批评声音。这些批评可谓是这种方法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在本章结束之处，我从这些争论中提炼出了建立社会发展指数所必须克服的最重要的难题。

批评与缺点：谁犯了错

分化

我从“分化”这个词说起，是因为自斯宾塞以来的大多数理论家，都将这个词视为社会的维度，当社会进化得更为复杂时，其“分化”就会增长。然而，实际上，尽管“分化”现在已被普遍认为是核心概念，但经历了曲折的历史。

在分化问题上，考古学家们面临的困难也许比所有其他领域的学者都要大，因为他们发现分化实在是太难以度量了。20世纪70年代，考古界的一些社会进化论者被吸引去研究墓葬，希望丧葬礼俗能够清楚地表明社会分化出了什么样的社会角色，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批评家们展示的是，埋葬者们通过他们对死者的不同待遇所要表达的，实际上是对活人之间应保持的理想关系的看法，而不像信奉帕森斯理论的社会学家们所认为的是实际社会角色的表现。于是，尽管分化在正式定义时很被看重，但在考古学家们实际判断进化/复杂性时，分化起不上太大作用。例如，在纳罗尔1956年的社会发展指数中，只有一个特性（定居点规模）会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代表着分化；而在卡内罗最终的特性列表上，只有1/6的维度与分化直接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