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中国国民性探源 第十三章 先秦：专制的源头（第21/22页）

相信每个中国人读了这段介绍，都会理解今天非洲黑人对祖先的那种虔信。其实，直到今天，中国大部分农民对祖先灵魂的看法与非洲黑人仍然毫无二致。每年节日，他们都绝不会忘记上坟，给祖先寄去纸钱。他们一边烧纸，一边会念叨：“爸、妈，给你们送钱来了，你们在阴间保佑你们儿子孙子们日子过得平平安安、旺旺香香的。”如果梦到死者，他们多会认为这是祖先因为缺钱或者在阴间境遇不好而“托梦”，立刻到坟上去烧纸，或者找“算卦”“看相”“跳神”的巫师“破解”。

在人类社会中，除了“中国式专制”闻名于世外，“非洲专制主义”也广为人知。在中国五千年文化积累起来的专制文明，其基本精神与今天非洲、大洋洲等处于奴隶社会的部落居然一脉相通。

秦国创立的君主专制是中国政治史上一个技术性飞跃，在出现之初，这个制度以残暴和“严刑峻法”而闻名。而非洲的祖鲁国家在其建立初期，也表现出同秦国一样突出的特点，即频繁和过分地采用暴力手段，以此扩大和确立统治者的权威。哈斯说：“祖鲁国家一经形成，随之而来的发展表现为：在最早的两个统治者的操纵下，大批地残杀民众和四处制造恐怖。民众只要有一点犯罪嫌疑，就要被公开处死，并且其罪行经常是随意加上的。”

商鞅等改革家的伟大发明其实并不是多么高明的智力成果，祖鲁国王穆盘德的理论和中国法家学者异曲而同工，他“曾断然对纳塔尔地方事务长官阿费勒勒·雪卜斯冬君主宣称：‘对祖鲁人唯一的统治办法就是杀。’”这个国王很明白暴力的必要性：“穆盘德的统治也说明了暴力威胁同暴力的有限使用相结合是如何成为其统治地位长期稳定的有效的因素的。”

在形式上，中国的皇帝专制制度与非洲、大洋洲一些奴隶制小国也有高度的一致性。在波利尼西亚的塔希提人中，对酋长和高等级的人的尊敬和畏惧被夸张到神秘的地步。塞尔维斯描写道：“最高等级阿里依是如此神圣，以至他用过的任何东西都成为禁忌的对象，而他触摸过的任何食物对低等级的人来说是有致命的毒性的。在某些波利尼西亚岛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使最高首长几乎完全保持不动。他出行坐轿、沐浴和进食由一个侍从服侍，而在西波利尼西亚他甚至不许当众说话——由一个酋长发言人（通常是他的弟弟）来代表他发言。还有一个常见的习俗是最高酋长使用一套对平民禁用的古典语汇来发言。”（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

这种半人半神的状态，与中国的皇帝何等相似！当马嘎尔尼使团访问中国时，他们惊讶地发现，在中国人眼里，皇帝就和“神”一样：他在十六人的大轿中如同神一样降临，在场数千人都一起行三跪九叩礼。皇帝不和别人直接说话，也不直接与别人接触：当英国公使要与皇帝交谈时，他要先通过翻译把要说的话讲给礼部尚书，礼部尚书再跪到皇帝面前，向皇帝转达。皇帝要向贡使说话，同样如此。当贡使要把英国国王的信交到皇帝手中的时候，要经过这样的程序：他要先把信交到礼部尚书手中，礼部尚书到皇帝面前，叩头，把信放到垫子上，太监取过信，再放到皇帝面前……

建立起成熟、强大、严密的专制主义政治，并不能算成中国人的骄傲。因为归根结底，专制主义是一种十分低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连动物都会使用。

鸡就具有强烈的专制性格。任意的几只鸡关在一起，一开始会乱作一团，彼此啄食，直到形成稳定的暴力传递制度。最强壮暴虐的鸡可以随意地啄所有的鸡，第二强壮的除了被一只鸡来啄，可以啄剩下的所有的鸡，这么一级一级下去，直到最后一只，它被所有的鸡啄而不敢啄别人。

大猩猩的组织方式也是如此。几只陌生的大猩猩遇到一起，首先要做的事是“明上下，辨尊卑”。通过暴力角斗来确定彼此位置，直到决出一个最强横、最野蛮、最狡猾的猩猩王。“遂扫平群雄，使百姓息于田野。”而其他活下来的竞争失败者和那些胆怯的旁观者于是立刻匍匐在地，三呼万岁，从此成为王者统治下的顺民。

相比起专制，在较大的集体内建立起的民主无疑是更高级更复杂的组织方式。摩尔根说，在原始社会，能够建立民主制度，通常是这个民族拥有较高智力和优秀才能的证明，比如北美的易洛魁人，他说：无论哪一种人组成了联盟，这件事本身即可证明他们具有高度的智力。易洛魁人部落能够完成这项事业，足证他们有着优秀的才能。而且，联盟既是美洲土著所达到的最高组织阶段，所以，只可能指望在最聪明的部落中才会有这种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