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中国国民性探源 第十三章 先秦：专制的源头（第19/22页）
促使希腊人之间的关系从血缘到契约转变的另一个原因是商业的发展。我们前面说过，在文明之初，希腊的商业就很发达。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海外殖民的兴起，海上贸易越来越成为希腊经济的命脉。殖民地用船将谷物为主的各种原材料运到人口过剩的希腊，作为回报，得到酒、橄榄油和诸如布、陶器等制成品。这种贸易使希腊本国的经济急速发展，以葡萄树和橄榄树种植为主的商业性农业，使能够养活的人口比从前经营自然农业时增长二至三倍。此外，贸易对制造业的促进也很大，这可以从不仅在地中海周围，而且深入更远内地，如在俄国中部、德国西南部和法国东北部也挖掘出大量希腊陶器这一点上看出。与此同时，希腊商船队在往返运送货物方面也获得很大成功。那时的货物与奢侈品截然不同，体积庞大，以如此巨大的规模运销各地，是前所未有的。有位经济史学家断言：“公元前6至4世纪之间，希腊经济正飞速上升……若充分估计不同时代的具体情况，雅典经济给人的印象与19世纪的欧洲有点相似。”（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使人们远离血缘关系对人的控制。“商品生活和贸易首先要求人们广泛的个人自由，摆脱了人们对血缘的人身依附，同时，贸易的流动性破坏了血缘组织存在所需的长期定居的稳定性。其次，商品生产和贸易最基本的原则是公平贸易，它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最后，商品生产和贸易同个人财产私有制是密不可分的，这是工商业社会所必需的。财产的私有破坏了血缘组织存在的经济基础。”（徐良高《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
被从氏族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希腊人迅速焕发出难以想象的生机与活力。挣脱了血族脐带的人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与美。他们不再把自己的命运寄托给祖先和鬼神，不再把自己的权利让渡给那些暴虐的统治者，不再把自己的个性隐藏在集体主义的统一步伐之下。他们享受现世，享受人生，享受自己的活力、创造带来的乐趣。在希腊，诞生了其他地方没有的奥林匹克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对个人的体力成就的崇尚，对个人价值的发现与肯定，对个体英雄的崇拜。人们对传统的一切不再迷信，“旧的基石经过检验，其中多被推翻。否定的精神在国土上广泛传布”。该时代被学者定义为启蒙时代。在这里，“新生的精神状态自然会鼓舞个人主义的滋长。个人开始摆脱团体的权威，进行自我奋斗，想其所想，自求解脱，而不依赖旧的传统”。
早在三千年前，希腊人和中国人已经演变成了截然不同的种群，在社会结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上呈现出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两大文明以后相反的历史流向。
第四节中国独特性的起源
早熟与停滞
在中国历史上，有无数个世界最早：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业文明的国家之一，农业文明的超前发展，使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密度在原始社会后期就达到了欧洲中世纪时的水平。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因为人口压力展开大规模战争的地区，早在黄帝时代，中国就实现了初步的统一。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分封制的国家，比西欧早三千年建立了层层分封的“封建制度”，并且发展出一整套精美辉煌的青铜礼乐文明。及至秦朝，中国又率先在人类史上创立了最大和最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国家，建立了当时国家对人民最严格、最精密的控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文明之初，中国处处领先人类一步。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又是世界上发展最慢的国家。
自从原始社会末期以姜寨古村为代表的父系大村庄出现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过是姜寨古村的扩大而已。直到明清时期，闽西一带客家人修建的巨大土楼，其结构形式仍然完全秉承姜寨古村的精神，毫不走样。这些土楼多为圆形，规模巨大，由上百间房间组成，可以容纳数百人，向心而居。中间立有祠堂。住在一座楼中的人一般都是由一个祖先传下来的大家族，五世、六世同楼，数百人有地同耕、有饭同吃，每次吃饭都像是大摆筵宴，每天早上出去下田都像大队人马开拔，很有点家族共产主义的意思。到了过年过节，全家族人集体祭祖，数百人行礼如仪，气势十分宏大。在解放前，一个土楼家族往往拥有上千亩土地，算成大地主是绰绰有余了。可问题是土楼里的人生活水平大体平均，往人头上一分，就又都成了贫农，据说在土改时曾经给革命同志们出了不少难题。在这些客家村落中，直到一九四九年前，血缘原则仍然是处理一切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