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录（第3/8页）

小说之为“一种传记”不只呼应了它隶籍稗官、归途野史的宿命，同时也在上述这些写实、求真、布局严密、教化端谨的种种需索之下失去了说废话的自由。是以刘鹗《老残游记》写申子平遇黄龙子和玙姑一节，被胡适斥之为“荒诞可笑”；书末让贾家一十三口冤死者还魂复活，胡适又斥之为“无谓之至”。这种“严禁离奇”的氛围似乎试图指出一条小说的必行必经之路：小说势须摆脱说话人在书场上的“满纸荒唐言”，而后摭捧起文人作者心目中那个大历史、大叙述的“一把辛酸泪”。这样的小说旨在映照一幕又一幕的现实；问题在于现实世界并非“无挂漏，无闲字”且严密“布局”出来的小说的镜像对称，现实世界本来就是一个结构松散的世界；更妙的是：这个松散性质也正是中国传统书场的叙事特质。

书场里的松散

源自清代说话人底本的《七侠五义》显然是一部结构松散之作的范例。它的前二十回是依据明人作品《龙图公案》演成的包公故事。其后则是一批批与官僚和律法或近或远的侠客之间的勾斗，以及侠客们如何辅助或正或邪的政治人物，并且在宫廷以至市井的各种小战场上演习其勤王和谋逆的冲突。由于本非出自一个完整的故事，是以没有一个贯穿全局的主人翁；说话人在这部堪称“群戏”的作品中对于人物所应负的责任更不是“立传”，而是如何让他们在原本不属于自己的故事之中亮相，随即消失，等到读者（其实是听众）已经被另一个故事所吸引而忘记这个亮过相的人物之际，再另生一枝节，召之使来，令听者忽生如见故人之感。就这个叙事技术的应用来看，它已经是日后韩子云自称自道“从来说部所未有”的穿插藏闪之法。

例言之：在《七侠五义》第三回中，包公携包兴赴京师会试，在一小店里巧遇一人——“武生打扮，叠暴着英雄精神，面带侠气。”包公爱他气宇轩昂，便邀来入座同饮；此人正是南侠展昭。展昭随即于当晚将包公主仆从金龙寺恶僧手中救下性命。是后，小说屡述包公中试、任职、断案、罢官、遇寇，忽忽说到第六回上，才又在土龙岗重逢展昭。此番一别又过了五回，包公复断了几个奇案。到第十一回末，说话人猛地一阵“忽东忽西”，另起炉灶，劈空硬切到展昭母丧之后往陈州漫游，导出下一回“巧换藏春酒”和戏弄庞昱手下勇士项福的一节。至此看来故事又是往展昭乃至陷空岛五鼠的一条线上岔去，殊不知庞昱的这条线又是下一段包公故事的伏笔。

在说话人那里，穿插加上藏闪之法是一个不得不尔的技术，非如此不能将来历不同、底细无关的人物和他们各自的故事拼凑到一处去。这种拼凑之所以能够奏效，显然与说书这门艺术诉诸过耳即去的听觉有着本质上的关联。和诉诸视觉的阅读活动截然不同的——从事讲述（兼带表演、吟唱和口技）的说话人往往能够利用现场的临即性、突发随兴的机智、群众间的互动互染的常态而吸引其受众进入当下的故事情境，这个在传播效果上看来的确占据优势的书场叙事传统一旦书面化、文本化之后却极可能暴露出一个失去临场语境的问题；当彼一临场语境不再，小说的读者会更清楚地意识到穿插藏闪之际的时间问题——质言之：较诸书场受众，小说读者将更不耐于过分突兀或隐晦的穿插以及略嫌匆促或漫长的藏闪，小说的读者也要比书场的受众敏感于其实原本亦不应定于一尊的结构美学；说话人的废话在书场上也许不显，到了纸面上却可能是令人触目烦心的“闲字”了。可是，反过来说，无法体贴书场里的小说与夫纸面上的小说之别，而径以“无挂漏，无闲字”的主张和“布局”的讲究一律衡之，究竟能否见识到：在尚未失去彼一临场语境的那些说话人口中，松散可能正是小说的趣味之所在呢——那是一种“不急欲观后文”、不忙于寻求结果的趣味。

拒绝因果关系

前文已叙及：一部小说可分割成若干情节单位，各个情节单位之间又有一种可以彼此巩固、支持的因果关系。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来，因果关系亦非必然。比方说：《七侠五义》第十五回述包公至天齐庙遇见贫婆自呼“哀家”、称之“包卿”，包公不以为忤，这乃是因为在第六回中包公曾获寇珠冤魂预嘱，是以这两个情节单位之间有一看似的因果关系。但是，先前也曾提及的包公途遇展昭的一节却无前迹可寻，我们称这种全无缘由、来历的情节单位为巧合。巧合在小说里非徒不需要符合因果律，它甚至是对简便因果关系的一种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