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蛾（第2/4页）

我们乘坐柯林斯牧师的厢式车回家。他是和父亲、巴约先生一起来接我的。巴约先生把自己在伊巴丹的家人抛在脑后，一再往阿库雷跑，希望他们能放了我，然后他就能带我去加拿大，同他和他的孩子们一起生活。我差点儿没认出他来。他现在和我四岁左右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样子大相径庭。他的肤色变浅了许多，两鬓已经染霜。他似乎习惯说话时常常停顿，就像开车的人换挡刹车、减速加速那样。

厢式车上用大大的字体印着我们教会的全称“神召会阿库雷分会，阿拉罗米街”和它的箴言“以你本来面目来，离去时已获新生”。他们很少同我讲话，因为就算问我，我也几乎不回答，只是点头。从我被送进监狱开始，我就避免跟父母或巴约先生交谈。我不忍心同他们面对面。我践踏了救赎的机会——在加拿大展开新生活的希望，让父亲深受打击。我常常想，他怎么还能保持镇静，就像丝毫未受影响？我对律师吐露的心声最多。他的嗓音像女人一样纤细，时常向我保证，比其他人都频繁，我很快就会被释放，“很快”会反复说好几次。

然而，在坐车回家的路上，我终于忍不住问出了那个一直在我脑海里徘徊的问题：“奥班比回来了吗？”

“没有，”巴约先生说，“但他很快就会回来。”父亲想说话，但巴约先生抢在他前面补充了一句：“我们找人去接他了。他会来的。”

我还想问他们是在哪儿找到了奥班比，可父亲说：“是的，是真的。”我等了一会儿，问父亲他的车上哪儿去了。

“在博德那里修。”他简略地回了一句。他回头时正好跟我的视线对上，但我很快就把目光移开了。“车的火花塞有问题，”父亲说，“火花塞坏了。”

他是用英语说的，因为巴约先生是约鲁巴人，不懂伊博语。我点点头。车子驶上了一条破旧的、坑坑洼洼的路。柯林斯牧师和其他经常往返于市郊之间的人一样，为了避开路上的坑，不得不把车子拐到路肩上。车子挨着一长溜灌木丛往前行驶，一丛灌木，多数是象草，碰到了车身，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他们对你怎样？”巴约先生问。

他和我一起坐在后排，我们俩中间堆满了福音宣传单、基督教书籍和教会广告，其中大多数上面都印有同一张柯林斯牧师手持麦克风的照片。

“挺好。”我说。

的确，没人打过我，也没人欺负过我，但我觉得自己撒谎了，因为恐吓和口头侮辱一直都有。进监狱第一天，我伤心得眼泪止都止不住，心慌得怦怦乱跳。有一个狱警叫我“小杀人犯”，但在我被关进一间空荡荡的、没有窗子的牢房后，他就走了。透过牢房的铁栏杆，我看见许多间牢房，男人们坐在里面，像被关进笼子的动物。有的牢房除了人，什么都没有。我那间有张旧垫子，一个有盖的屎尿桶，还有一个每星期加一次水的水桶。我对面的牢房里关着一个肤色较浅的男人，脸上和身上满是伤口、疤痕和泥巴，看起来很可怕。他坐在牢房的一角，茫然地瞪着墙，表情恍惚。这个人后来成了我的朋友。

“本，你是说你根本没挨打吗？”柯林斯牧师听到我对巴约先生的回答后问道。

“没挨打，先生。”我说。

“本，跟我们说实话。”父亲回头看我，“说实话。”

我们的视线又对上了。这一次，我没有闪躲。我不说话，哭了起来。

巴约先生抓过我的手，揉搓着：“对不起，对不起。别哭了。”他很喜欢用约鲁巴语同我的哥哥们和我交谈。上次他回尼日利亚是一九九一年。那时他常开玩笑说，我的哥哥们和我，这些黄毛小子学约鲁巴语，也就是阿库雷的通用语言，学得比我们的父母好。

“本。”厢式车快驶进我们区了，柯林斯牧师柔声叫我。

“先生。”我回答道。

“你是个男子汉，现在是，将来也是。”他从方向盘上抬起一只手，“即使他们最后判你坐牢——我希望不会，以耶稣基督的名义不可能会——”

“对，阿门。”父亲插了一句。

“但万一，你要记住，没有什么比为你的哥哥们受难更伟大的了。没有！没有什么比这更伟大。我们的主耶稣说：‘世间没有一种爱比为朋友受难更伟大。’”

“对！说得真对。”父亲用假声说，同时用力点头。

“要是他们判你监禁，你不是为一般的朋友受难，而是为了你的哥哥们。”这句话一说完，父亲和巴约先生就抢着附和。父亲大声说：“对！”巴约先生带着异国口音叫道：“绝对如此，绝对如此，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