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中小说（第3/3页）

对最具劳动者特征的那个人物（即围着工作围裙的那位）的细致观察为我们带来了一些意识形态的惊喜：在他的贝雷帽上别着一枚饰有红色蝴蝶结的白色帽徽。白色帽徽表明他拥护君主制；再看腰间的手枪上包着一条红色围巾，象征着这名原本忠于君权的农民，也要反对专权压迫，最终转向自由主义……不过，我们没有必要继续深入探讨这些假设，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留给学者，反正他们也无须担心我们是否认同他们的猜测。

对于我们的解读来说，关系更大的是前面的三名死者。一名是寓言和神话中的人物，摆出了古典的姿态，裸露着身子，或者准确地说是没穿裤子，却没有哪位评论家为此勃然大怒（而敞胸露乳虽然是自由女神的标志性特征，却还是饱受争议），原因就在于其形象取自古典主义的学院模型。当赫克托耳的双脚被绑在阿喀琉斯的战车上时，他的身躯就呈现出这样的姿势。另外两名死者是被击败的国王士兵，与其他革命的阵亡者放在一起，体现了一视同仁的哀悼。其中一名身穿皇家卫队瑞士团（后来被路易腓立国王镇压）的制服，他的筒状军帽翻倒在身侧；另一名则是法国胸甲骑兵。这些伤亡者（包括受伤的劳动者）的形象，大卫（David）和格罗（Gros）早已在庆功画中画过：德拉克拉瓦的画作是绘画史新老元素的交汇处，正如“七月革命”亦是法国历史的转折点。

背景中的巴黎城景象更是提出了很多问题。巴黎圣母院巍然耸立，但是要看到巴黎圣母院，画面所在之处只能是塞纳河左岸，若是这样，右边的高楼就无法解释了，那应该是河流经过的地方。所以背景只是象征性的虚构背景。画家为什么要选择巴黎圣母院呢？这座教堂的形象与奥尔良派毫无瓜葛（路易腓立向来自诩为世俗人士、启蒙主义之子），却与当时的社会理论以及德·拉梅奈[31]拉姆内的民主基督教思想相符；也正是在那几年，雨果开始了《巴黎圣母院》的写作，并把教堂变成了自由的象征。

因为上述所有原因，《自由引导人民》在1831年巴黎沙龙展上展出时，立即给公众和评论界带来了不安；画中写实的无产阶级起义者，被评论家贬为“法庭累犯”、“卑劣之人”、“社会渣滓”，而对于自由女神的大胆描绘，特别是她露出腋毛的腋下（古典美的裸体形象须是光洁无毛的）更是饱受争议。即便如此，该画作依旧被内政部收购，但是在1832年，新的政权又面临新的人民起义，画作也就在混乱中流散了。1848年的“二月革命”之后，它再度展出，但没能持续多久。1849年，此画的主题再次惹上争议，画作只能收入仓库。后来，德拉克拉瓦试图找回画作，参加1855年的世界博览会。但是玛丽安娜头上的自由帽在当时仍具有颠覆性的意味，尽管德拉克拉瓦只是严格地遵循古典模型，没有任何党派倾向也无济于事。今天我们看到的这顶自由帽是棕褐色的，而不是像激进分子所戴的那种鲜红色。而X光扫描结果告诉我们，在这层暗淡的颜色下另有一层鲜艳的红色。这说明德拉克拉瓦为了讨好第二帝国的审查官，曾遮盖那层激进的颜色。最终，在拿破仑三世一声令下，《自由引导人民》停止了展出。几经波折后，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此画进入卢浮宫，从此进入世界的荣耀殿堂。

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