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第12/13页）

如此让读者和批评家“疲于奔命”，西川90年代以后的作品不再像80年代那样受读者关注，也在情理之中。

关于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冷落”，在回答谭克修的提问时，西川很有些遗憾地说，早在1992年，他就写出了长诗《致敬》，但直到10年以后，才看到了一篇有关《致敬》的像样的论文，而且这篇论文不是中国批评家写的，而是荷兰汉学家柯雷写的，随后才读到几篇中国人写的有见地的论文。一篇作品要被消化10年，在中国是极其罕见，也是对一个诗人的耐性的巨大考验。

西川最为满意的长诗《鹰的话语》，“命运”与《致敬》一样，发表后在国内仍没能引起重视，倒是在国外找到了不少知音，比如加拿大诗人梯姆·柳本称之为“一首强有力的诗”，美国诗人乔舒雅·克罗瓦称之为“惊人巨作”。更让西川惊讶的是，2002年，纽约戏剧车间的八位演员演出了这首诗。一位女演员对西川说，她第一遍没读懂这首诗，读第二遍时认为作者是一个“疯子”，而第三次阅读时，她流下了眼泪。

这个女演员的评价让西川感慨万分，“谢谢她称我为‘疯子’，在中国国内，我可是一个被认作讲究智性和理性的‘知识分子’。我不想说外国人多么识货，我只期待着我的同胞的有价值的反应，但是没有。人们更经常地提到《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夕光中的蝙蝠》、《一个人老了》。《蝙蝠》还可以，但与《鹰的话语》没法比”。

窃以为，对于西川的意见，读者见仁见智即可，不必视而不见，也不宜奉为圭臬。在文学创作中，作者与读者、评论家见识的错位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正是这种错位，赋予了一个诗人更多的可阐释性，要是所有读者和评论家的见解都和作者一致，这个作者的作品也就不可能激起更多读者和批评家的兴趣了。因此，对待一个诗人，读者只能撷取自己能够接受和理解的那一部分，无法完全进入诗人的内心轨迹。毕竟，人的生活经验、学识、气质、对文学的理解是有差异的，不必、也不可能强求统一。

其实，正如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总或多或少地存在一种爱屋及乌的心理，作者本人对自己的作品虽然珍视，却不一定具有最高发言权，有时作者津津自得的作品，在大部分读者眼里却并不具备与作者的意见同等的价值。最终结果如何，还是由时间来评判吧。

不过，西川的性格里的确有感性的一面。1997年11月，西川在印度的一个小城里，走着走着，突然用中文高唱《三百六十五里路》，“把周围的印度人全给搞糊涂了！”

八

每一个成熟的诗人都拥有一套自己的制胜武器，这一武器的存在，使“这一个”与“另一个”有了区别。西川早期诗歌的武器之一是对仗：有时是上句与下句的对仗，有时是段与段之间的对仗。“看山的人风化在山中/看海的人漂浮在海上”（《世纪》）；“在目光和谈吐之间/在黄瓜和茶叶之间/像烟上升，像水下降”（《一个人老了》）。这种技巧的运用不仅在字面上覆盖了一层吸附力，也使诗歌增添了浓郁的书卷气。

然而，西川的缺点也正好并存于优点之中。当读到《我和你、我和他、我和我》、《我看见，我听见》时，我产生了淡淡的失望：一个诗人是多么容易被习惯所牵绊！在这两首洋洋数十行的诗歌中，几乎每隔几句都会出现对仗，令人忍不住怀疑：如果没有对仗，这些字句还能写到第几行？

当然，这些作品只出现于西川创作中的某一阶段，而且数量并不大。对于一个素质全面的诗人而言，上述“破绽”是白璧微瑕，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有哪一个诗人的每一句作品都经得起推敲呢？相对于很多诗人，西川已经很完美了，大多数后来者只能生活在他的光环下。我把上面这个“缺口”当作西川故意留给更年轻的写作者的一个鼓励，让他们不至于因为前辈的辉煌而裹足不前。

从西川的创作状况看来，他还有高峰可攀，即使是人们已经认为他达到了某种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度。西川本身也还有探索的后劲。从20世纪80年代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体验》到90年代的《致敬》、《近景和远景》、《厄运》、《鹰的话语》，到21世纪的《游历与虚构》、《游荡与闲谈》，从简单到繁复，从单纯到综合，从诗到“非诗”，诗人的形象日趋丰满，文体的界限逐渐模糊。有福的是读者，他们从中得到了更丰富的感受。新时期以来的中国诗人，能够由简而繁并能“双赢”者屈指可数，西川是其中之一。创造力如此旺盛，谁能料到下一步他会给人什么样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