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辑 某个不曾遭岁月蚀掉的画面(第17/18页)
我们在桶店里买了两个木桶,上面还有竹制的箍子,大的那只装米,小的那只装糖,我用茶褐色把桶子的杉木料涂得旧兮兮的,放在厨房里。
婆婆有一只黑箱子,又老又笨,四面包着铁角,婆婆说要丢掉,我却喜欢它那副笨样子,要来了,当起居室的茶几。箱子里面是一家人的小箱子,我一直迷信着“每个孩子都是伴着一只小箱子长大的”,一只蝉壳,一张蝴蝶书签,一个茧,一块石头,那样琐琐碎碎的一只小盒子的牵挂。然后,人长大了,盒子也大了,一口锅,一根针,一张书桌,一面容过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的镜子……有一天才发现箱子大成了房子,男孩女孩大成了男人女人,那个盒子就是家了。
我曾在彰化买过五个磐,由大到小一路排下去,现在也拿来放在书桌上,每次累了,我就依次去敲一下,一时竟有点“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的错觉。
我一直没发现玩房子竟是这么好玩的,不知道别人看来,像不像在办“家家酒”?原来不搞壁纸、不搞地毯也是可以室内设计的。
我第一次一个人到澎湖去的时候,曾惊讶地站在一家小店门口。
“那是什么?”
“鲸鱼的脊骨,另外那个像长刀的是鲸鱼的肋骨。”
“怎么会有鲸鱼的骨头的?”
“有一条鲸鱼,冲到岸上来,不知怎么死了,后来海水冲刷了不知多少年,只剩下白骨了,有人发现,捡了来,放在这里卖,要是刚死的鲸鱼,骨头里全是油,哪里能碰!”
“脊椎骨一截多少钱?”
“大的一截六百。”
我买了个最大的来,那样巨大的脊椎节,分三个方向放射开来,有些生物是死得只剩骨头也还是很尊严高贵的。
我第二次去澎湖的时候,在市场里转来转去,居然看到了一截致密的竹根牛轭,喜欢得不得了,我一向以为只有木料才可以做轭,没想到澎湖的牛拉竹轭。
“你买这个干什么?”
虽然我也跟别人一样付一百八十元,可是老板非常不以为然。我想告诉他,有一本书,叫《圣经》,其中《马太福音》里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我又想说:
“负轭犁田的,岂只是牛,我们也得各自负起轭来,低着头,慢慢地走一段艰辛悠长的路。”
但我什么也没有说,只一路接受些并无恶意的怪笑,把那副轭和丈夫两人背回台北来。
对于摆设品,我喜欢诗中“无一字无来历”的办法,也就是说,我喜欢有故事有出身的东西。
而现在,鱼骨在客厅茶几上,像一座有着宗教意味的香炉。轭在高墙上挂着,像一枚“受苦者的图腾”。
床头悬的是一副箩筛,因为孔多,台湾人结婚用它预兆百子千孙,我们当然不想百子千孙,只想两子四孙,所以给筛子找了个“象征意义”,筛子也可以表示“精神绵延”,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基本上我是从普通艺术的观点去惊看筛子的美感。筛子里放了两根路过新墨西哥州买的风干红玉米和杂色玉米。两根印第安人种的玉米,怎么会跑到中国人编的箩筛里来?也只能说是缘分吧!人跟物的聚散,或者物跟物的聚散,除了用缘分,你又能用什么解释呢?
除了这些,还有一种东西,我魂思梦想,却弄不到手,那就是石磨。太重了,没有缘,只好算了。
丈夫途经中部乡下买了两把秫秸扫把,算是对此番天翻地覆的整屋事件(作业的确从天花板弄到地板)的唯一贡献。我把它分别钉在墙上,权且当作画。帚加女就是“妇”,想到自己做了半生的执帚人,心里渐渐浮起一段话,托人去问台静农先生可不可以写,台先生也答应了,那段话是这样的:
“杜康以秫造酒,余则制帚(意指‘秫秸扫帚’为‘取秫造酒’后的余物),酒令天下浊,帚令天下清,吾欲倾东海洗乾坤,以天下为一洒扫也。”
我时而对壁发呆,不知怎么搞的,有时竟觉得台先生的书法已经悬在那里了,甚至,连我一直想在卧房门口挂的“有巢”和厨房里挂的“燧人”斗方,也恍惚一并写好悬在那里了——虽然我还迟迟没去拜望书法家。
九月开学,我室内设计的狂热慢慢冷了,但我一直记得,那个暑假我玩房子玩得真愉快。
其实,你跟我都是借道前行的过路人
那天放假,是端午节的假。从前,端午节是不放假的,原因不详。似乎是,从20世纪初开始,新派的当权人士就对农历节庆有点仇视。但挨挨蹭蹭混了七十年多,发现老百姓还是爱过老节,终于投了降,把清明、端午、中秋的假一一照放。想来,说不定,有一天连旧历的花朝日或重阳节都放假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