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黄昏（第10/28页）

萧伯伯疑惑地看着我推他出门，直到上了出租车他才问：我们这是要去哪里？我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说：医院。他先是自语了一句：今天的大街怎么这样安静？随即忽然间明白了似的转向我问道：是我的耳朵出了问题？我努力笑了一下：我们去做个检查。

医院耳鼻喉科的医生检查后很快就得出了结论：突聋。对这个医学用词，我和萧伯伯都很陌生。我高声转达了医生的结论后，萧伯伯不相信似的反问：怎么还会有“突聋”这回事？

值班的医生笑笑，说：这是你这个年纪的老人常会得的病。

为什么？我很诧异：耳聋应该有一个过程才正常。

因为衰老，人耳部的一些血管和神经会突然罢工。那位医生用最通俗的话对我解释。

我急问：该怎么医治？

那位中年男医生笑笑：可以不治，因为丧失听力是人到老年迟早要发生的事；当然，你们如果坚持要治疗也不是不可以，需要疏通耳部的血管，需要消炎，疗程大约要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而且不能保证他的听力就能恢复；而且，这种治疗可能要付出身体其他脏器受损的代价。

有没有经过治疗听力恢复的老人？我再问。

有，但像他这个年纪、这个耳内状况的老人，不是太多。

我看了一眼萧伯伯，他显然没有听清我们的所有谈话，仍是一脸懵懂地看着我。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萧伯伯的生命此时其实已不由他自己来掌握，控制权已悄悄转移到了我的手里，只要我说不治了，他的听力就永远地失去了。

治！我对医生说。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就不能放弃。听力，是一个人感知和把握这个世界最重要的能力，我不能让萧伯伯就这样不加抵抗便彻底失去。

想治，现在就要开始输液，这种病越早开始治效果会越好些。医生说罢就开始开药。我趁这当儿给承才打了电话，要他做完作业自己就在家里玩。谢天谢地，在我们这个特殊家庭长大的小承才，懂事很早，已经能分得出事情的轻重缓急。他脆脆地应了一声：妈放心，你照顾爷爷要紧，我一个人在家能行，谁来敲门我也不开。

我舒一口气，开始照料萧伯伯输液。

那天回到家天已经黑了。玩累了的承才已上床睡下，在沙发前的茶几上，放着承才临睡前写的一张纸条：爷爷、妈妈，我泡了一包方便面吃了。我困，先睡了，晚安！

我注意到萧伯伯看了那张纸条之后，疲惫而又充满沮丧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他坚持又把轮椅摇到承才的床边，用手轻轻触了一下熟睡的承才的额头，方又摇回自己的卧室。

这天过后，又进行了二十来天的持续治疗。

看来医生对我说的是实话，治疗的效果真的不好。一个疗程结束之后，萧伯伯的右耳只恢复了一些听力，左耳依旧与来就诊时一样，没有任何好转。

不能再治下去了，持续用大剂量的消炎药对萧伯伯其他的脏器会有副作用。决定停止治疗的那个上午，萧伯伯惊慌地看着我说：听力还没有恢复哩，就停了？我先是点点头，尔后把嘴对住他右耳高声道：再治下去，会损伤你的其他器官。萧伯伯怔怔地看定我。我注意到，绝望一点一点地漫上了他的眼珠，直到把整只眼蒙住。最后，他低下了头，不得不再次接受身体上的这一新变化。

我无声地叹了口气，无奈地轻拍着他的两个肩头。看来，上天是存心要把人出生后他曾给予的东西，再一件件收回。这一次，他收走的是萧伯伯的听力。

不用说，萧伯伯的情绪再一次受到了影响，变得很低落。对去万寿公园散心不感兴趣，食欲消失，不愿吃不愿喝，不想洗澡，基本不说话。我让承才去安慰他，可惜承才无论怎样高声说话他都听不见，都是一脸茫然。承才无法，只能用力握住他的手，把对他的问候用手传递给他。我则四处打听好用的助听器，跑了不少卖助听器的商店，最后给他挑了一副德国西门子公司出产的老人专用助听器。我刚给他戴上助听器的那一刻，他在忽然间又听到了四周的声音时，脸上露出一丝狂喜；不过很快，不能自然降噪的助听器不时将巨响传进他的耳朵，又使他痛苦不已。他后来还是自己把助听器扯下来了。

他的精神状况令我再次焦急起来，我到处打听安慰老年耳聋者的法子。有一天，我意外地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消息，说是残疾人协会新建了一家专供非全聋的聋人使用的音乐厅。音乐厅的每个座位上都有一台可根据听者的微小听力来自动调节音乐音量的设备，保证使每个非全聋的聋人都能戴音量适中的耳机来享受音乐之美，而且本周就有一场演出。我急忙与那家音乐厅联系，买了两张票。票买好之后我才给萧伯伯高声说了，怕他听不清楚，还在纸上把这件事写了给他看。但萧伯伯却摇头坚决地表示：不去。我急了，告诉他一张票四百多块，一律不准退票，不去岂不是太浪费了？大概是“浪费”这句话让他听进了心里，他不再反对。我于是在那个傍晚安顿好承才之后，带着萧伯伯打的去了那个聋人音乐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