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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沉默了，静了好长时间。雷吉普伺候奶奶躺下后便下楼来收拾桌子。我看了麦廷一眼，他心里在想些什么我很清楚。他像是进到了一团灰雾里似的，屏住了呼吸。突然他松了口气。

“今晚我可不待在这儿。”他说。他站起身，像是带着最后一线希望似的上了楼。过了一会儿他梳齐整了头发，换了身衣服，下了楼，一身不吭地走了出去。直到他走到院子门口，我们都还能闻到他刮完脸之后往身上擦的香水味。

“他怎么了？”倪尔君问道。

作为回答，我稍作修改，念了段福祖利的诗：

“我又爱上了那一朵美丽的玫瑰，

数不清的争吵令它失去了所有的光彩与香味。”

听完之后倪尔君笑了。我们都没再说话，好像没什么话可说了似的。园子里也出奇的静，比雨后静得更深、更暗。我好奇地研究起倪尔君的脸来，它就像是被盖上了紫色的印章一样。雷吉普还在一旁进进出出忙个不停。我想着历史、不见了的笔记本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像是受不了了似的站起身来。

“好了，哥哥，”倪尔君说，“你出去走走吧，心情会好点的。”

我没打算要走，可我还是走了。

“你自己当心点，”倪尔君在我身后说道，“你喝得太多了。”

出院门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的妻子，而后又想起了福祖利，和他想经受痛苦的愿望。那些迪万诗人[1]是出口成章呢，还是也得在纸上划上好几个小时才能写出那些诗的呢?我边走边想着这个问题，也算是有点事情干干吧，我知道自己不会马上回家的。街上充满了周日晚上的萧条，咖啡馆和夜总会里有一半的位子都是空的，树上挂着的彩灯有些可能被昨天的暴风雨打灭了。从人行道角落里的积水上骑过的自行车在沥青路面上划下了一道道弯弯曲曲的泥印。我回忆着自己骑自行车的岁月，青年时代，而后又想起了我的妻子、历史、故事、我应该送去医院的倪尔君、艾弗里亚·切莱比，摇摇晃晃地一直往宾馆走去。在那儿，我听到荧光灯在噼里啪啦作响，还有低俗的音乐。我犹豫了好长时间，我既想堕落一下，又想要清白。我觉得那些动不动就想到责任的家伙很奇怪。我一点也不喜欢我的意识，它总是想当场擒获我，它破坏了我的道德神经，就像那些在足球比赛里等在球门后面让守门员发疯的摄影记者似的!最后我终于下定了决心，进去!

我从旋转门进了宾馆，顺着音乐声从众多的毯子和服务生中穿过，下楼来到了音乐响起的地方，就像一只狗顺着味儿就找到了厨房似的。我打开门，男男女女喝醉了的游客坐在桌旁，他们头戴菲斯帽，面前摆着酒瓶大声地叫喊着。我明白了，这是为外国游客在土耳其的最后一夜而组织的东方式的晚会。宽阔的舞台上低俗的乐队正在制造着金属噪音。我问了问服务生，得知肚皮舞表演还没开始，便坐到他们身后的桌子旁边，犹犹豫豫地要了杯拉克酒。

第一杯酒喝完没过多久场内便响起了欢快的音乐。铃声响起，表演开始了，我赶紧抬头望去。顺着圆形的光束我看到舞女的肚皮在抖动，她身上戴着的亮闪闪的首饰也随之动了起来，吸引了我的注意。她快速地抖动着，臀部和乳房也似乎在冒着光。我兴奋了起来。

我站起来又要了杯酒。服务生把酒送来后，我又坐了下来，我觉得不只是舞女，我们大家都在演着戏。舞女尽量地让自己看上去像个东方女人，而那些即将在东方度过最后一夜的游客也把她看成了东方女人。光束在桌间来回游走，趁着亮光我看到了那些德国女人的脸。她们面带着微笑，她们并不觉得惊讶，她们可能也想惊讶吧，她们期待已久的东西正在慢慢地呈现在她们的眼前，她们看着舞女，心想自己可不是“这样”的。我感觉她们很平静，她们认为她们和她们的男人一样，而在她们的眼里我们则都是“这样”的。该死的，她们就和那些对服务员吆五喝六、认为自己和丈夫享有平等权利的家庭主妇一样在歧视我们!

突然间我觉得自己被歧视得一塌糊涂。我想破坏这丑恶的游戏，不过我知道自己不会的。我体味着失败和思维混乱的滋味。

音乐声越来越响，舞台上一个看不见的角落里某种打击乐器没费什么劲便响彻全场，舞女转过身将臀部冲着大家，抖动着屁股上的肉。当她快速转过身，自豪地把胸部转向我们的时候，我看出来了，她这么做的时候就像个向清规戒律挑战的斗士一样。光束照亮了她脸上的胜利和自信，我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对，要让我们低头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我们还能做些事情，我们还能屹立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