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生活（第3/3页）

爬上楼梯花了好长时间，宛如过了昏暗的漫长岁月。一想到我们上次见面时我戴着和这次相同的帽子，穿着相同的黑狐皮大衣，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列诺什卡则正好相反，穿得光彩照人，出来迎接我。她的头发似乎刚烫过，不过烫得很差，整体来说，比从前朴素多了。她的嘴唇涂得很讲究，可是周围长满肿起来的小水疱，害得那点儿涂出来的优雅也消失殆尽了。

“我根本不相信，”她说，好奇地打量我，“事情就有这么重要。不过他要是觉得我们还没有吵够，那好，我同意回来，但我要当着证人的面吵。和他单独在一起，我害怕，我已经受够了。非常感谢你。”

我们进了酒吧，帕维尔·罗曼诺维奇坐在挨着吧台的桌边，胳膊肘支着身子。他一边用小指揉发红的眼睛，一边用单调的声音给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的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和盘托出他所谓的“一段生活”。陌生人是个德国人，极其高大，分头油滑光亮，但脖颈上长满细细的黑毛，手指甲咬得一塌糊涂。

“不管怎么说，”帕维尔·罗曼诺维奇用俄语说，“我父亲不想和官府惹上麻烦，就决定在房子四面围上篱笆。好，问题解决了。我们家到他们家和这里到——”他回头望望，心不在焉地朝他妻子点点头，完全放松下来，继续讲，“和这里到电车轨道那么远，这样他们就不能提出任何要求。不过你必须同意，没电的情况下，在维尔纳度过整个秋天可不是开玩笑的事。这么说来，最无奈的是……”

我发现要听明白他在讲什么是不可能的事。那个德国人半张着嘴，听得很尽心：他对俄国知之甚少，想听明白的努力过程让他觉得快乐。列诺什卡开始在包里乱翻，她紧挨着我坐着，我能感觉到她身上令人不快的体温。

“我父亲的病，”帕维尔·罗曼诺维奇接着说，“促使他下了决心。要是如你所讲，你真的在那里住过，那当然会记得那条街。一到晚上就很黑，有人碰巧看见也不是稀罕的事……”

“帕夫里克，”列诺什卡说，“这是你的夹鼻眼镜，我不小心把它放在我的包里拿走了。”

“一到晚上街上就很黑。”帕维尔·罗曼诺维奇又说了一遍，说着打开了她隔着桌子扔过来的眼镜盒。他戴上眼镜，掏出一支左轮手枪，朝他妻子射击。

她大吼一声，拖着我倒在桌子底下，那个德国男人在我们身上绊了一跤，和我们摔在了一起，就这样我们三个人纠缠着躺在地上。不过我还是来得及看见服务员从后面冲向肇事者，抡起一个铁制的烟灰缸，兴致昂扬地狠狠砸到那人头上。之后就是这类事件的常见尾声，慢慢收拾残局，加入其中的有吓得目瞪口呆的行人，有警察，有救护人员。列诺什卡放声呻吟着（子弹差点射穿了她晒黑的胖肩膀），被救护车送去了医院，但不知怎的，我没看见他们是怎样带走帕维尔·罗曼诺维奇的。等一切收拾完毕——也就是说，所有的东西，街灯、房屋、星星，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后，我发现自己在我们这位德国幸存者的陪同下走在空无一人的人行道上。这个高大英俊的男人，没戴帽子，身上的宽松雨衣在我身边飘摆。起初我以为他是要送我回家，后来才明白过来，我们是在朝他家的方向走。我们在他家门前停了下来，他向我解释——说得很慢，很沉重，不过并非毫无诗意；不知为何，他讲的是蹩脚的法语——说他不能带我进他的房间，原因是他和一个好朋友住在一起，这个好朋友对他而言就像父亲、母亲、妻子一样。他的借口欺人太甚，我命令他立刻叫一辆出租车，送我回我的住处。他露出了一个惊讶的微笑，冲着我的脸关上了房门。我沿着一条街走去，雨虽然几个小时前就停了，但街上仍然很湿，而且潮气逼人——是的，我独自一人一路走去，就像我从时间之初走来一般，眼前不停浮现出帕维尔·罗曼诺维奇，只见他站起身来，从他可怜的头上擦掉血迹，抹去尘土。

(1) 　指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Georgi Plekhanov，1856—1918），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文艺理论家、美学家。

(2) 　德语，沙发 。

(3) 　拉丁文转写的俄语，什么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