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存的记忆(第4/9页)
她不知道这是怎么开始的。不自在,因为她现在很少和陌生人说话了。和一个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单独坐车有点怪怪的。
她甚至冒失地问,他对皮埃尔认为摩托车出事是自杀有什么看法。
“你可以把任何事故都想象成自杀。”他说。
“别麻烦开进车道了,”她说,“我可以在这里下车。”实在是太尴尬了,她急于离开他和他纯属客套的冷漠,她把手放在门把手上,好像车还没停就等不及要开门。
“我正打算停下来,”他边说边转进了车道,“我没打算把你困在车里。”
她说:“我可能要久一些。”
“没问题,我可以等。或者我可以进去转转。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她想说养老院可能很沉闷,令人心烦。然后她想起来他是医生,这里不会有他以前没有见过的东西。而他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时的方式—礼貌得体,但也有一种不确定的语气—令她吃惊。仿佛他所贡献出的时间和精力都和客套无关,而是和她有关。是稍带诚恳的谦逊的主动请缨,伸出援手,而不是请求。如果她说她不想再占用他更多的时间,他就不会再费口舌劝说她了,他会客气地道别,然后开车离开。
最后,他们下了车,并肩走过停车场,朝前门走去。
几个老年人或者也有可能是残疾人坐在铺筑的广场上,周围有几丛毛茸茸的灌木和盆栽牵牛花,表示那是个小花园。缪丽尔姨妈不在那里,但是梅里埃尔发现自己开心地和他们打着招呼。她感觉到自己起了什么变化。她突然感到一种神秘的力量和快乐,仿佛每迈一步,就有一条光明的信息从脚跟传递至头顶。
后来她问他:“你为什么要和我一起进去?”他说:“因为我不想让你从我的视线里消失。”
缪丽尔姨妈正独自坐在轮椅上,就在自己卧室门口那条阴暗的走廊里。她很臃肿,微微发光—但那是因为她裹着石棉围裙,这样她就可以抽烟了。梅里埃尔相信,当她很久之前对她说再见的时候,她就坐在同一辆轮椅上,在同一地点—尽管没有穿石棉围裙,那一定是新规定,或是反映出她身体状况的进一步衰退。很可能她每天坐在固定的盛着沙子的烟灰缸旁边,看着刷成猪肝色的墙—可能是粉色或淡紫色,但看起来像猪肝色,因为走廊很暗—墙上有分层的架子,上面摆着垂散的假长青藤。
“梅里埃尔?我想到是你了,”她说,“我可以听出你的脚步声。我可以听出你的呼吸声。我的白内障一定是糟透了。我只能看见一团一团的东西。”
“是我呀,您好吗?”梅里埃尔吻了吻她的鬓角,“您怎么不出去晒太阳呢?”
“我不喜欢太阳,”老人说,“我要照顾我的肤色。”
她可能是在开玩笑,但也有可能是真的。她苍白的脸上和手上遍布着巨大的斑点—白斑会吸收各种光线,变成银色。她曾经是真正的金发美人,面颊红润,瘦削,精心修剪的直发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就白了。现在,她的头发被枕头摩擦得乱蓬蓬的,耳垂耷拉着,像扁平的乳房。她耳朵上过去戴小钻石—它们上哪儿去了?她耳朵上的钻石,真的金项链,真的珍珠,颜色奇异的丝绸裙子—琥珀色,茄紫色—漂亮的瘦瘦的鞋子。
她身上有医院消毒粉的气味,还有甘草汁的气味,烟是定量的,没烟抽的时候,她就啜甘草汁。
“我们需要椅子。”她说。她探出身子,挥着手,手里还夹着烟,试图吹口哨。“服务生,请拿些椅子来。”
医生说:“我去找。”
老缪丽尔和年轻的缪丽尔单独在一起了。
“你丈夫叫什么名字?”
“皮埃尔。”
“你有两个孩子,是吧?简和大卫?”
“对。但是和我一起来的那个人—”
“噢,不,”老缪丽尔说,“那不是你丈夫。”
缪丽尔姨妈是梅里埃尔祖母而不是母亲那一辈的人,她是梅里埃尔妈妈的艺术老师。开始是启蒙,接着是同盟,然后成为朋友。她画过大幅的抽象画,有一幅—是给梅里埃尔妈妈的礼物—挂在房子的后厅里,梅里埃尔就是在那座房子里长大的。每当这位艺术家来访的时候,画就会被移到餐厅。画的颜色昏暗,深红色和棕色(梅里埃尔的父亲管它叫“着火的粪堆”)—缪丽尔姨妈的心情却总是欢快明朗,无所畏惧。她年轻时住在温哥华,后来到内地这个镇上来教书。她有一些艺术家朋友,这些人的名字如今已见诸于报刊。她渴望回温哥华,最终如愿以偿,和一对富有的老夫妇住在一起,帮他们处理事务。这对老夫妇是艺术家们的朋友和赞助人。和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她似乎有很多钱,但等他们去世,她就受了冷落,靠退休金生活。她开始画水彩画,因为她买不起油彩。为了带梅里埃尔出去吃午餐,她自己得饿肚子(梅里埃尔的妈妈怀疑是这样)—梅里埃尔那时在上大学。和梅里埃尔吃饭的时候,她会滔滔不绝地讲笑话做评论,主要是指出人们极力赞美的作品和思想都是垃圾,但是偶尔—在某个默默无闻的当代人物或几乎被遗忘的另一个世纪的人物的作品中—会有些不同凡响的东西。那是她表示赞扬的最坚决的词汇—“不同凡响”。她会突然沉默,仿佛那时那地,她与一种可贵的品质不期而遇,这种品质来自于一个仍然需要绝对尊崇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