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第3/4页）

当然，这只是一种夸张的表达，但我女儿非常专注地盯着她问：“你有枪吗？”

这很好笑，因为她显然相信除非自己的母亲有枪，否则就没法杀了她。她对战争、瘟疫、强奸犯和性侵犯、车祸和飞机失事、球杆砸人、癌症、毒药、被扔出窗外都一无所知。瓦莱莉和我大笑起来，瓦莱莉说：“我当然没有枪，别犯傻了。”我女儿脸上因为担忧而形成的皱纹消失了。我注意到，后来瓦莱莉在盛怒下再也没说过类似的话。

瓦莱莉有时也会让我吃惊。随着岁月的流逝，她越来越像天主教徒，越来越保守。她再也不是那个希望成为作家的格林威治村波希米亚姑娘了。在城里的廉租房里不许养宠物，瓦莱莉也从未告诉过我她喜欢小动物，现在我们有了一幢房子，瓦莱莉买了一只小狗和一只小猫。我可不太高兴，即使我的孩子在草地上跟宠物玩耍的画面很好看。事实是，我从来都不喜欢家养猫狗，它们简直就是对孤儿的讽刺。

我跟瓦莱莉在一起太快乐了，那时我对这是多么稀罕而珍贵一无所知。她是一个作家所需要的完美母亲。当孩子们摔跤需要缝针时，她从不惊慌失措，也不会打扰我。她不介意做所有那些通常由男人干而我却没耐心做的活儿。她父母家现在离我们只有三十分钟路程，傍晚和周末她会开车带孩子们过去。她知道我痛恨那种拜访，所以根本不来问我，我就可以用这些独处的时间来写书。

不知为何，也许是因为她的天主教信仰，她会做噩梦。我需要在夜里叫醒她，因为她即使在熟睡时也会发出小小的绝望哭喊。有一晚她被吓得很厉害，我把她紧紧拥在怀中，问她梦到了什么，她悄声回答：“别告诉我我正在死去。”

这把我吓死了，我想象她去看医生并收到了坏消息的画面。但第二天清早，当我问她这件事时，她却什么都不记得了。当我问她她是否去看了医生，她冲我大笑，说：“是因为我的宗教信仰，我猜我只是担心会下地狱。”

有两年时间，我为杂志自由撰稿，看着孩子们成长。如此开心地享受婚姻生活，令我觉得都有些恶心了。瓦莱莉极为频繁地去见她的家人，而我则花很多时间在我的地下室写作间里，我们并没有跟对方见太多面。我每月为杂志写至少三篇文章，同时写一部我希望能够让自己变得富有又出名的小说。那部关于绑架和谋杀的小说是我的玩具，而杂志是我的面包和黄油。我预测还得三年才能写完那本书，但我不在乎。只要觉得孤单，我就会通读一遍越来越多的手稿。看着孩子们慢慢长大，瓦莱莉也越来越开心满足，对死亡的恐惧也在逐渐减轻。但没什么能天长地久，这种日子没有继续的原因是你不想让它继续，我想。如果一切都很完美，你就会自找麻烦。

每天写作十小时，每月看一次电影，阅读所见到的一切，这样在我郊区的房子生活两年之后，我很高兴接到艾迪・兰瑟的电话，他叫我去城里跟他吃晚饭。两年里第一次，我看到了夜幕下的纽约。我跟编辑谈我的杂志活计总是在白天，然后开车回家吃晚饭，瓦莱莉已经成为出色的大厨，我可不想错过跟孩子共度的一切，和在我工作间里的睡前工作时光。

但艾迪・兰瑟刚从好莱坞回来，他保证会带来极好的故事和好吃的。和往常一样，他问我的书写得怎么样了。他对我的态度，总好像他知道我将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那样，我爱极了这一点。他是我认识的仅有的几个完全没被自利而玷污的真诚友善的人。他还非常风趣，真让我嫉妒。他让我想起在学校里写故事的瓦莱莉，她的写作中就有这种风趣，有时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即使现在，也偶尔会闪现。因此，我告诉艾迪，第二天我会去杂志社领份活儿，在那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餐。

他带我去了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地方，叫珍珠餐馆。我太蠢了，完全不知道那里是纽约当时最“时尚”的中餐馆。那是我第一次吃中国菜，当我告诉艾迪时，他非常惊奇。他做足了全套工夫，向我介绍不同的中国菜式，同时指出餐馆里的名人，甚至帮我打开幸运饼干把里面的纸条念给我听。他还阻止我吃掉幸运饼干。“不，不，你绝不能吃掉它们，”他说，“那样非常外行。如果你在今晚要学会一件很有价值的事，那就是永远也不要在中餐馆吃掉你的幸运饼干。”

这整件事只有在两个朋友间深厚的情感背景下才会有趣，但几个月后，我在《君子》杂志上读到了他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这件事，是个令人感动的故事，自嘲着当时在嘲笑我的他。读过这篇故事后，我对他有了更多了解，他的幽默只是用来遮住他本质上的孤独和他与这个世界、与他周围人疏离的面具。我也隐约知道了他对我的真正想法。他把我描绘成一个掌控着生活，并知道自己该往哪儿走的人。这让我觉得好笑极了。